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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新聞晚報》報道，機會與挑戰從來都是相伴相生的。我們看到了蘋果、惠普等美資超級企業在做回歸本土的計劃，但記者也從采訪中了解到，有一些外資企業計劃在華追加投資，加開生產線。中國制造業危中有機。
　　
   東盟七國或成新“世界工廠”

   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制造業中心幾經變遷。先是從發達的西方國家逐漸轉移到東亞，至上世紀70年代，又開始從日本遷徙到亞洲四小龍（香港、臺灣、韓國和新加坡），到上世紀90年代，則又從亞洲四小龍轉到中國。由于最近幾年中國的工資水平經歷了快速增長，制造業中心的接力棒開始從中國傳到成本更低的“東盟七國”，即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老撾、柬埔寨和緬甸等國手中。

   不久前，日本大和證券資本市場公司出具的一份的報告認為，現在有跡象顯示東南亞國家開始超越中國成為低成本制造中心，這種趨勢未來幾年還可能會加速，而中國在未來五至十年內有可能失去 “世界工廠”的地位。

   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越南紡織品和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增速都超過了中國，而過去兩年，柬埔寨的出口增速也超過了中國。 2000年全球銷售的耐克鞋中，有40%產自中國，13%產自越南。但現在，越南制造的耐克鞋比例為41%，中國制造的耐克鞋的比例已經降為32%。

   部分外企在華加開生產線

   不過，與有回遷想法的少數企業相比，更多跨國企業選擇在中國增加投資。

   德國福斯油品集團中國區相關人士告訴記者：“福斯很看好中國的市場環境，明年公司會把空壓機潤滑油的一條生產線從國外遷到中國。 ”

   至于讓很多制造型企業望而生畏的勞動力價格上漲問題，上述福斯公司人士表示：“我們在華的工人規模并不大，所以勞動力的價格上漲對我們壓力不大。 ”

   另外，上海美國商會發布的《2011-2012年中國商業報告》顯示，多達72%的美資企業2011年增加了對華投資；更有約77%的美資企業表示會在2012年將增加對華投資，計劃增資幅度超過16%的美資企業達到了37%。

   值得注意的是，為蘋果、戴爾和惠普等眾多IT巨頭代工的富士康，在面對是否進軍美國時也有猶豫。除了供應鏈問題，富士康也在擔心，到美國后，再也不能采用像在中國使用的大規模勞工管理手段，必須遵守當地勞工法，否則會在美國掀起軒然大波。怎么保證有效而低成本的產出，這對富士康會是個難題。

   因此，在不久前，美國制造協會通過美國外交官楊蘇棣邀請富士康總裁郭臺銘赴美投資時，郭臺銘這樣回復對方：“你能不能幫我們解決一個問題？你把所有工人告我的律師信，全幫我擺平，我就去投資！ ”他也表示，事實上，目前還是中國的環境資本最優秀。

   “逃離中國”是不聰明的做法

   蘋果、惠普的回流和美國 “復興”制造業這一宏觀大勢有關。但一些在華韓企也選擇出走越南、柬埔寨、印度，它們更明顯是受迫于原材料和勞動力等成本壓力。

   上海韓國商會副會長樸顯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 “10年前，有很多韓國企業來中國尋找商機，現在只有80%的企業依舊生活得很好，可能它們也經歷了行業的轉換。起碼，這些企業還沒有離開中國，他們依舊能從中國這塊市場上投資獲利。也有20%的企業回流本國，或是選擇將工廠遷移至一些東南亞小國，進而規避成本壓力。”

   “值得思考的是，向東南亞一些小國遷移的多為廣東、山東等地的韓企，從事的是紡織、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上海包括周邊地區發展的韓企主要從事汽車、微電子產品、鋼鐵、化工等行業；這部分企業關掉在華工廠回到韓國或者遷往別國的情況不多。這時你就能看到技術含量的重要性了。”樸顯淳說。

   樸顯淳還表示：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我不認為這種做法是聰明的。因為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市場，在這里有很多機會。實際上，勞動力上漲不是只有你在中國市場才會面對的問題，全球的經濟形勢不好，你到越南、柬埔寨發展以后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成本是大家共有的壓力，光想著壓縮成本并不是聰明的商人。我認為，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市場，如果足夠用心的話，你會找到各種各樣的商機。中國的一個問題是產能過剩。企業突出重圍的辦法不是再去生產更多的產品，而是應該想辦法賣東西。這時就需要企業去做有效的市場營銷。”

   遷移生產基地有風險

   資本逐利的這一特性使得企業遷往成本更低的地方建廠并不罕見。尤其是近幾年全球經濟萎靡，不光是跨國企業，一些規模不大的中小企業也開始轉移戰場，將資本放到一些東南亞小國。

   卡斯商學院教授維羅妮卡·海莉此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歐洲， 15年前就有很多企業為了追逐廉價勞動力來到東歐，但是一兩年之后就遇到了問題，比如基礎設施、當地的法律法規、甚至當地的政局不是很穩定等等。從長遠考慮，提升員工技能、提高效率顯得更重要。”

   她還提供了這樣一個歐盟的案例，有些歐盟成員國有意把公司在某個地方關廠的成本設置得非常高，讓很多公司覺得關閉工廠非常不劃算。 “比如說，我們研究的一家跨國企業不得不保留在德國的一家工廠，因為要把這家工廠關閉的成本以及要支付的各種費用，要比在其他的歐盟國家設立新廠高很多。而在這方面，政府的決策就發揮了關鍵作用。”海莉說。

   卡斯商學院首席運營官阿歷克斯·弗雷瑟也認為，跨境遷移工廠所帶來的實際成本是非常高的，公司在培養企業文化以及員工忠誠度等方面都要付出較大代價。尤其是對于強調業績增長和技術創新的企業來說，跨境設廠很可能會造成一定高技術人才或者熟練技術工人的缺失，相關技術和基礎設施也不能跟進到位，這個代價非常巨大。

   中國制造業應“高低并舉”

   眾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很難再以10.3%的速度增長了。星展銀行首席經濟師柯大任認為，這是由于過去三十年，發展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而這些地區已變得過度擁擠和污染。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投資過多會導致投資效率下降。柯大任指出，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以及東部沿海省市變得擁擠，中國經濟增長必須放緩。自2000年以來，中國實際地域性增長與設想的一致。從2003年開始，東部增長明顯減緩，中部省份則依舊保持高速增長，而西部則是在加速。

   不過，中國希望保持過去20年的快速增長，可能性其實要比市場想象的更樂觀。只是，發展的接力棒必須要交給內陸欠發達省市，基礎建設投資效率低等問題須獲重視。

   資深財經評論人葉檀(微博)認為，中國必須借全球產業轉移契機，在中端制造領域占據一席之地，嵌入全球產業鏈中，這是未來中國制造的生路。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主任陶文釗對記者說： “中國制造業首先要在高科技創新上有所突破，能夠擁有一些高科技核心技術。其他低端制造業，比如服裝、紡織、玩具、打火機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也要好好發展。以往中國生產的瓷器曾經發生過鉛含量超標的情況，玩具也有含鉛量、甲醛、塑化劑超標的情況發生。這部分產品要在質量標準和技術含量上有所提高，才能贏得國際市場。”也就是說，中國制造業的未來應該是 “高低并舉”，低端制造業不能輕易放棄，否則容易形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局面。但同時，也必須發展高端制造業，否則，僅限于低端就是重復過去的老路。而要 “高低并舉”，需要在很多領域進行改革。沒有改革，就沒有未來。因為高端制造業的發展并不是將工廠建起來那么簡單，它需要一系列環境的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