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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我國正處于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從科技大國向科技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要形成科技自身高水平持續積累的長效機制，更需要科技支撐保障國民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重大任務的順利實現。

　　然而，我國科技發展存在兩大主要問題：一是科研的戰略性和前瞻性不足，發現和提出世界范圍內的戰略性前沿選題尚少，原始性、突破性的創新成果還較少；二是科技與經濟結合、科技與教育結合的問題沒有得到真正解決。科研成果的閑置與企業難以獲得關鍵核心技術的現象同時并存，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增長后勁。科技工作與人才培養沒有形成良性互動的局面，以高水平科學研究支撐高質量高等教育亟待加強。

　　究其原因，是科技體制存在的問題。一是宏觀科技決策機制不完善，由于部門之間在科技決策上協調不夠，造成許多領域重復投入、分散投入，難以在國家整體目標上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削弱了國家科技組織動員能力和協同集成能力，在一些戰略方向性和關鍵共性領域，往往不能集中資金和研究力量實施重點突破；二是科研組織結構不合理，科研組織的治理結構缺少，導致眾多科研組織的開放度較低、公益性差，科技資源閑置浪費嚴重，科技資源利用和投入產出效率不高；科研組織的規模過小，難以承接多學科、大跨度的大型科研項目。

　　因此，未來科技體制改革應重點抓好三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強化國家科研能力，面向科技前沿。國家科研能力是指以學科前沿問題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為中心，具有公共科技特性的基礎研究能力、產業共性技術研發能力和工程技術研究能力。中國現有的研究機構存在規模小、重復建設、與企業功能趨同等弱點，不能很好地為企業提供有效的技術支持，有的反而無謂地耗費了珍貴的科技資源。

　　在進行未來的科技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要創建能夠支撐各個產業發展的產業研究院所，為產業技術的重大攻關提供穩定的保障。在此基礎上，應集中資源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著力打造一批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大規模的國家實驗室，從事基礎性、長遠性和前瞻性、公益性的基礎研究和科技前沿工作。

　　其次，要促進產學研組織研發與創新資源優化協調。相對于開放式創新，協同創新是一項更為復雜的創新組織方式，其關鍵是形成以大學、企業、研究機構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機構、中介組織、創新平臺、非營利性組織等為輔助要素的多元主體協同互動的網絡創新模式，通過知識創造主體和技術創新主體間的深入合作和資源整合，產生1+1+1>3的非線性效用。美國的“硅谷”把創新型企業、研究型大學、研究機構、行業協會、服務型企業等緊密連在一起，演化出扁平化和自治型的“聯合創新網絡”。我國的TD-SCDMA產業化專項的成功，也是源于官、產、學、研之間的高度協同創新。

　　在科技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實現以開放、合作、共享的創新模式，被實踐證明是有效提高創新效率的重要途徑。充分調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等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跨學科、跨部門、跨行業組織實施深度合作和開放創新，對于加快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以及創新鏈各環節之間的技術融合與擴散，顯得更為重要。因此，協同創新是企業、政府、知識生產機構（大學、研究機構）、中介機構和用戶等為了實現重大科技創新而開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創新組織模式。

　　協同創新是通過國家意志的引導和機制安排，促進企業、大學、研究機構發揮各自的能力優勢、整合互補性資源，實現各方的優勢互補，加速技術推廣應用和產業化，協作開展產業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產業化活動，是當今科技創新的新范式。

　　加強協同創新就要強調科技與經濟的協同，進一步提升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積極發揮國家有效的引導、產業界的需求拉動、活躍的大學創意啟發以及研究所深入的技術支撐的協同創新機制，以重大專項項目牽引，鼓勵官產學研的開放共享和深度合作，進一步提高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實施協同創新就要強調科技與教育的協同，加快建立科學研究與高等教育有機結合的聯動機制。依托重大科技項目，重視項目—基地—人才的綜合一體化建設水平，有計劃地培養與造就一批能夠突破關鍵科學技術難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發展的科技領軍人才。要加強科技成果的文檔化、教案化和教材化，提高科學研究對知識積累、教育教學和人才培養的重要作用，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質量。

　　最后，要建立與完善現代科研與創新制度。推動科技體制改革最關鍵的就是制度創新。以“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曾經對中國企業的改革與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國企”。

　　未來科技體制改革的主要工作就要建立與發展具有公共科技性質的研發機構、協同創新的開放式合作創新組織體系，而這些新型的研發與創新組織體系，包括國家公共科研機構和面向協同創新的產學研合作組織，決不能由少數的科技專家主導，而是要高度重視設置科學的治理結構，建立由科技專家、政府官員、企業家、投資家、管理學家、經濟學家等參與的決策委員會制度，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知識服務、管理科學”的現代科研與創新制度，實現科技與經濟、科技與教育的更有效的結合。（作者系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