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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必須要有核電，能源戰略也不能沒有核電。無論是從能源結構改善，還是節能減排的需要，還是對高端裝備制造業的帶動作用，應該說，核能的有效利用在中國未來發展過程中，就是惟一的選擇。”

　　提起核電發展問題，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技術中心主任劉曉光，話匣子似乎被瞬間打開。今年兩會期間，她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當前國內核電界，對于國家繼續發展核電充滿了信心。兩會后《核電發展規劃》有可能很快發布，相信國家仍會持積極發展核電的態度。”

　　對此，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原子能科學院原院長、資深核電專家趙志祥，也有同樣的看法。“中國會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之上，繼續積極發展核電。我們不會因為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就放棄發展核電。從國家能源以及戰略安全的角度來說，都會支持其發展，這一點毫無疑問。”

　　趙志祥表示，目前我國《核安全規劃》已經編制完成，并且上報國務院進行討論。現階段，規劃正在做局部修改，由于并未涉及原則性問題，預計近期很快就能得到批復。而此前核電界一直苦等的新項目審批，屆時有望重新開閘。

　　A、 中國需要發展核電

　　劉曉光指出，中國是能源消耗大國，但資源供給與需求卻呈逆向分布格局。如果不發展核電，意味著就需要增加更多的火電裝機。大量依賴火電，將加劇我們的生存環境惡化，最終會發展到無力承載的地步。

　　盡管可以選擇發展水電彌補裝機容量不足問題，但發展水電存在一系列棘手的問題，如建設周期長、可開發資源有限，氣候不穩定帶來的枯水期，以及環境、移民等復雜因素。

　　趙志祥指出，“根據中國工程院的一份咨詢報告，到2020年我國的能源控制目標是40億噸標準煤。可在2010年，我國就消耗了32.5億噸標煤，2011年則是34.8億噸標煤，按這樣的速度計算，2020年的控制指標肯定會突破。”

　　“按照今年的經濟7.5%的增速來看，能源消耗彈性系數不到0.3，意味著1個百分點的能源消耗，支撐3~4個點的經濟增長，用這么低的能源消耗支撐經濟增長，按照現有能源結構格局，是非常困難的。”趙志祥指出，以現在風電以及光伏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現狀來看，技術水平、發電成本、供電安全穩定性、分布態勢、密集程度等都存在嚴重不足，這些客觀問題限制了可再生能源，在中遠期內成為主要能源的重要阻礙。

　　據劉曉光介紹，從節能減排的效果上看，如果以核電代替火電，碳排放水平將減少95%左右，硫化物和氮化物排放水平也顯著降低。而從總體效率水平上看，核電的污染排放水平顯著較低。

　　“我國已經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向世界承諾，2020年中國非化石能源消耗占比將達到15%，并已寫進‘十二五’規劃。要達到這一目標，以現有條件看，風電、太陽能支撐不了13億人口用電需求。化石能源的枯竭現實，將使得我國發展核電成為必然選擇。”劉曉光說。

　　B、 全球核電發展仍在繼續

　　日本核事故之后，中國顯然不是惟一繼續選擇發展核電的國家。對于全球能源需求來說，核電在能源供給中的作用同樣不可替代。某種程度上說，在世界其他有核電國家看來，放棄核電將可能帶來比較嚴重的后果。

　　劉曉光指出，目前世界上美國的核反應堆最多，共有104臺運行的核電機組，占世界四分之一。在日本福島事故之后，美國表現比較積極。首先是對100多臺機組進行了檢查，結論是美國核電總體是安全的，不會出現福島事故，美國核電還要繼續發展。而且美國國會審議了新能源規劃，包括小堆、新技術，本土推AP1000技術等。

　　另外，日本核事故發生之后不久，美國就正式公布批準另外3臺延壽，就在今年2月初，美國批準了該國南方電力公司兩臺AP1000機組的建設投資。由此可以看出，美國核電發展在福島事故后率先啟動，基本沒有受到日本影響。

　　目前，在31個有核電國家中，日本核事故之后，選擇放棄核電發展的國家數量非常有限，主要是瑞士、意大利、德國。實際上，這3個國家向來對核電都是持消極態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德國就已停止發展核電。此次提出放棄核電，更多的則是該國出于國內政治因素的考慮。而且棄核的決定在德國國內爭論也頗多。

　　值得注意的是，與這3個國家態度不同，英國在日本福島核電事故后，反而提出新建8個電站16臺機組，該國的表現多少有些出乎人們意料。

　　劉曉光評價指出，“我們不難發現，包括美國、俄羅斯、法國和英國等在內的，具備實質性全面核戰略技術研發能力的國家，在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后，均未宣布放棄核電發展，僅僅是在審批和安全標準等諸多方面加強了管理和控制。”其中深遠戰略意義值得細細體會。

　　C、 中國核電安全可控

　　若想核電項目審批重啟，條件之一是要有中國核設施全面安全檢查結果。

　　據了解，到目前為止，經過對我國核電站實施安全檢查，共發現14項需要整改的問題。對于這14項需要整改的問題，或關閉、或進行3年改造，處理結果已有結論。

　　“我國的核電設施安全檢查基本結論是：我國核電站核設施管理水平是好的，風險是可控的。”趙志祥認真說道。

　　他指出，“目前中國高層對核電的態度是，中國不會拒絕發展核電，但前提就是一個，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

　　劉曉光也認為安全是發展核電的關鍵所在。“溫總理在今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上已經提到了發展核電的問題。我認為傳達出的信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總理講到，要安全、高效發展核電。安全是前提，高效是結果。別看字數簡練，但意味深長，反映出了政府發展核電的決心。”

　　劉曉光樂觀地預計，到2020年中國的核電裝機占總裝機容量5%的規劃，應該不會出現太大變化，那么未來核電裝機將會最少也應該是7000萬千瓦。

　　現在，“所有的核電企業都在企盼，國家能夠早些啟動核電項目的審批。任何一項已經開始的中長期發展規劃，一旦中途停頓都會造成人力、物力、財力上的巨大損失，更為重要的是時間的損失永遠無法彌補。”劉曉光說。

　　而在趙志祥看來，盡快恢復核電建設，有利于中國核電裝備的快速發展，從而帶動一大批核電裝備企業自主研發，并最終形成核心技術的突破。

　　“我是搞核電的，每當我看到外國企業拿著技術漫天要價，我都會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傷和憤怒。一個核燃料后處理技術，要價2000億元，相當于再建一個三峽了。不是我們沒有研發能力，只是缺少國家給我們一個機會，如果可能我們定不辜負國家期望。”

　　D、發展核電有利于提升高端裝備制造水平

　　劉曉光說，在當前應對國際國內復雜多變的環境中，我國應當快速搶占戰略性新興產業、新能源產業的高峰，在安全高效前提下，以先進核電裝備為抓手，引導企業培育國際競爭力，加快核電產業的發展。

　　劉曉光把核電裝備比作高端裝備制造業皇冠上的一顆“明珠”。她之所以如此看重核電產業，因為她堅定地認為，核電是未來能源的最堅實依賴。掌握核電關鍵設備設計技術與制造，對整個裝備制造業的帶動性是非常明顯的。她甚至認為，核電領域未來一定會出現技術含量高的，創新動力強，類似于美國蘋果公司那樣的知名跨國企業。

　　但目前，由于受日本核電事故影響，整個核電產業發展都處于停滯狀態。她分析指出，從人類開始利用核電到現在，世界范圍內發生了三次核電重大事故，2011年日本的核泄漏事件讓人們對核電安全的顧慮再次出現，核電的安全性普遍受到質疑。

　　“從這三次大的核電站的事故來看，人為操作的不規范，是事故發生以及事故危害擴大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我國是核大國之一，有著過去50年的積累基礎，又由于近幾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的核電運營和建設技術安全水平處于世界先進水平，日本事件更加警示我們發展核電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發展。”

　　她指出，由于典型的火電機組的燃料占比高達70%，而核電機組的燃料占比僅為20%~25%，在資源緊缺的大背景下，核電的戰略性優勢也逐步現實出來。國家也曾在“十五”規劃中將核電發展從“適度發展”修改為“積極發展核電”，核電建設重啟大幕由此拉開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

　　當前，中國擁有較為完備核工業體系，有后發優勢，從核電管理，到設計運營，到工程建設，再到燃料供應，已經具備了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在這個龐大的系統中，政府和國有大型企業是整個產業的主導者，決策者和執行者。同時不能忽視的是，我國強大的國防核工業體系，也在中國核電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中國核電產業的重要利益相關者。

　　據介紹，國家依據科學發展的戰略需要，于2007年引進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第三代核電技術AP1000和EPR。國內一批關系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重大技術裝備骨干企業，針對先進核電裝備的國產化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研制，僅二重為實現核電就投入了近50億元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展了核電用大型鑄鍛件和整體裝備的研制。

　　目前國內相關企業已實現了重大技術突破，具備了第三代核電鑄鍛件批量制造的能力和制造技術，國內三大動力集團和一重、二重等在先進核電裝備的制造水平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取得了顯著成績，充分體現了我國重大技術裝備的制造水平正在逐步具備國際競爭的實力。

　　在福島核事故后，國務院要求抓緊編制核安全規劃，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核安全規劃批準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這一決定使步入快車道的核電建設事業被冷卻，一大批工程被暫緩、停頓，也使得為此投資的企業運營困難……

　　為此她呼吁，國家相關部門應盡快啟動核電建設和國產化的研發，盡快出臺核電發展規劃，系統安排核電安全、自主化研制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機組研制，全力推進核電裝備制造產業發展。

　　E、實施國家戰略 推動核電項目出口

　　趙志祥認為，實施核電“走出去”戰略，推動核電項目出口是提升核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推動裝備制造業轉型升級，優化我國貿易進出口結構的重要舉措。

　　他指出，推動我國核電技術、工程建設及裝備制造走向國際市場，能有效拉動國內與核電相關的上下游產業發展，對穩定和拓展外需影響非常顯著。核電是高科技產業，推動核電出口，將有利于帶動整個核工業產業鏈的加快發展，也有利于逐步推動我國貿易出口結構，從主要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向技術含量高的知識密集型產品出口的轉變。

　　目前，我國核電運行裝機已經達到1200多萬千瓦，在建裝機規模超過3000萬千瓦，是世界上核電在建裝機規模最大的國家，預計到2020年我國投運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7000萬千瓦以上，處于世界第二位，成為名副其實的核電大國。衡量一國核電發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志就是是否擁有自主化核電技術品牌的出口，這也是一個國家工業綜合實力和科技發展能力的重要體現。

　　縱觀我國核電發展歷程，我國核電走的是一條“以我為主、中外結合”的發展道路，在近30年的探索、實踐、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過程中，我國核電技術發展逐步成熟，正在加快研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三代和四代核電技術。實施核電出口，對于從引進國外先進核電技術的批量制造，向真正掌握核心技術的創造出口的轉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趙志祥指出，國際核電市場需求日益增加，為我國核電出口提供了良好機遇。今年2月，美國34年來首次新批核電項目，這對世界核能重新復蘇具有積極意義。

　　未來設計理念先進、安全標準高、經濟性好的核電堆型將具有更廣泛的國際市場空間。日本福島核事故后，全球核電市場雖然遭遇寒流，但隨著伊核、朝核等國際核態勢的日趨緊張，石油、天然氣等常規化石能源需求供應不穩定因素在逐步增大，發展核能仍然是未來保障全球能源供應的重要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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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示，目前我國已初步具備百萬千瓦級核電出口條件。通過多年的研發和創新，中核集團正在研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ACP1000核電技術，相關技術指標達到國家三代核電技術水平，示范工程建設也將盡快啟動，為開拓國際核電市場創造了基本條件。據介紹，很多計劃發展核電的國家，有很強的意愿引進我國百萬千瓦核電站。

　　我國核電工業并不缺少出口經驗。經過20多年實踐，我國在核電研究開發、工程設計、設備制造、工程建設、運營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具備了相當的基礎和實力，能夠自主設計建造30萬、60萬、100萬千瓦級核電機組。核電已經走出國門，積累了在國外的核電建設和運營管理經驗。中核集團出口巴基斯坦的30萬千瓦核電站，一期運行良好，二期也提前111天竣工。

　　為此他建議，國家相關部門應盡快制定國家核電出口戰略和政策。推動核電出口是國家意志的集中體現。首先要在國家層面統一思想，制訂核電出口戰略，加強對核電出口的統一組織和領導，綜合運用政治、經濟等多種手段，推動實施核電走出去戰略。國內核電企業應統一思想、集中目標、形成合力，以工程建設、裝備制造、技術支持和國家銀行貸款等打包的形式參與國際項目競標，打技工貿“組合拳”。

　　同時，要加快推進具有自主核電技術品牌的示范工程建設。近期盡快啟動ACP系列核電品牌的示范工程建設，加快推進科研、設計、安審、工程等工作的開展。通過依托項目，推動自主核電品牌的批量化、產業化發展，為國際上有合作意向的目標國樹立樣板工程，堅定雙方合作發展的信心和決心。要不斷增強對外核電工程總承包能力，打造核電出口全方位的軟硬實力。從中長期看，加快推動以快堆為首的四代核電技術研發進程，搶占國際核電技術研發的制高點。

　　此外，還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由于核電項目具有投資金額大、資金回收期長等特點，核電出口項目面臨政治、投資等諸多風險。相關方面應給予海外示范項目貸款資金和稅收優惠政策，支持核電出口企業采用靈活多樣的融資、易貨方案。增加投入，加大自主研發核電技術的支持力度，鼓勵企業開展自主創新。

　　F、支持第四代核電快堆關鍵技術納入重大科技專項

　　趙志祥說，從核電技術發展整體趨勢來分析，核電是安全可靠、技術成熟的清潔能源的基本認識并沒有改變，核電作為我國未來可持續能源供給體系中重要支柱的戰略地位并沒有改變。當前，更加需要抓住機遇，利用好我國核電發展的后發優勢，確保核電安全高效地發展。

　　他指出，作為第四代候選堆型的快堆及其閉式核燃料循環體系，具有可大幅度地提高鈾資源的利用率的突出優點，可以保證核能在大約千年的尺度上的大規模（至少幾億千瓦裝機）發展。另外，由于快堆的固有安全性高，可以實現在類似于福島事故的條件下也無需場外應急，不需要大范圍撤離周圍公眾，使得核能發展的公眾可接受性大為提高。

　　正因為如此，在國家各個層面的規劃中都明確包含發展快堆技術的內容和目標。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明確提出“氫能及燃電池技術、分布式功能技術、快中子堆技術和磁約束核聚變等將是今后重點發展的前沿技術”。

　　據介紹，中國工程院在2010年組織了快堆燃料循環的戰略研究，給出了我國快堆及其燃料循環系統的技術路線和實施“路線圖”，并提出了《中國能源中長期（2030、2050）發展戰略研究咨詢項目報告》，建議積極推進快堆的相關工作。在2011年底發布的《國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規劃（2011~2015）》中也明確指出，要開展“快堆發電示范工程”、“示范快堆核電關鍵設備”和“快堆核電技術”等方面的工作，要自主設計和建成快堆商業示范電站，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形成推廣能力。

　　為了推動快堆技術的發展，在國家科技部等部門的支持下，國內成立了快堆產業化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有包括原子能研究機構，以及科研院校以及企業等53家單位參加。2010年，國家能源局還在原子能院掛牌成立了“國家能源快堆工程研發（實驗）中心”，以推動快堆電站相關技術發展。

　　目前，我國在快堆及核燃料循環領域的自主研發工作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將快堆及核燃料循環關鍵技術納入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正當其時。

　　2011年7月21日，中國實驗快堆成功實現首次并網發電，使我國第四代先進核能系統技術實現重大突破。目前已經申報專利165項，獲得專利授權98項，獲得部級以上科技獎65項，為我國跨過原型堆而直接發展商用快堆電站奠定了堅實基礎。

　　趙志祥指出，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下，中核集團已經組織原子能院等下屬單位開展了示范快堆電站的有關前期工作。該示范快堆電站從第四代核電的有關可持續性、安全性等要求出發，已經完成方案設計，正在進行概念設計，預計今年年中左右可進行設計評估并最終選型。示范快堆電站廠址也已選定，并完成了前期勘察準備。

　　當前，我國基本上靠引進技術的發展模式規模化建設核電站。在四代技術的發展上我國基本和國外處于同一起跑線上，應該利用好這一后發優勢，積極發展以快堆為代表的第四代核電技術，形成自主的四代核電品牌，占領未來核電技術發展的制高點。

　　在核燃料循環關鍵技術領域，自主設計的我國第一座動力堆乏燃料后處理中試廠熱試成功，并正在規劃利用該技術自主建設我國首個乏燃料后處理工程，為實現我國核燃料閉式循環邁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步。

　　根據以上情況，將快堆及核燃料循環關鍵技術納入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的時機已經完全成熟，如果錯過有利時機，在人才、技術及相關工業體系散失之后，再進行相關組織工作代價可能是巨大的。

　　最后他特別建議，相關部門應盡快將60萬千瓦示范快堆核電站、200~400噸乏燃料后處理廠、20~40噸快堆燃料生產線的自主研發納入國家重大科技專項，以加快推進有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