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新區仍處于創新力培育階段
http://www.debgrams.com 2011-12-12 17:08 來源：中國自動化學會專家咨詢工作委員會
在過去20年間，國家高新區從一片荒蕪中起步，創造了無數輝煌；在轉型升級當口，塑造中國的全球話語權，國家高新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是一個頗具象征意味的畫面——
國際大都市深圳，南山商業文化中心區，川流不息的人群徜徉在懸空的步行街。半夜時分，這里沒有半點倦意，滿眼望去燈火通明。天南海北的人，來到這座架在空中的“城市”，進出于保利劇院、凱賓斯基酒店，還有海岸城等大型商場……
昔日小小的泥土地，隨著深圳經濟重心西延，迅速集聚了眾多高新技術企業和文化企業。本來的平靜消失了，在城市化浪潮里，這里的土地存量所剩無幾。
懸空“城市”一側的凱賓斯基酒店里，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在發表演講，他此時談論的話題，正與這種改變相關。
“喬布斯和他的蘋果，正在改變世界。”他一邊說著，一邊扭轉脖子，環視眾人。
在這場名為“新時期國家高新區發展戰略座談會”上，他恍然發現，與會者使用的手機中，蘋果占有不小比例。
他下意識地停頓了一下，隨后接著說：“中國沒有蘋果，但中國高新區正在改變世界。”
懸空“城市”算是他這番言論的明證了。它所在的深圳，國家高新區從11.5平方公里起家，發展到14園、180平方公里，誕生了華為、中興等科技型巨頭企業，打出了中國高新區聯通世界的旗幟。
對于王德祿所言，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趙明鵬表示認同。
過去20年，國家高新區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歷練中，用萬分之一的國土面積，創造了百分之一的總產值。很多人回憶往事時都會感嘆，這是一個科技經濟發展的奇跡，就像第一個五年計劃對于全國產業布局一樣神奇。
趙明鵬清楚，國家高新區正在改變中國。這樣的觀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他也知道，在忽明忽暗的博弈潛流里，懸空“城市”面臨考驗。在轉型升級關口，國家高新區真正改變世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走出政府和市場的糾纏：中國特色特在哪里？
看到主持人正在邀請另一位專家，王德祿按捺不住搶先發言了。
“深圳把高新區管委會撤銷了，我非常難以接受。”他漲紅了臉，一只手指不停地在胸前搖晃，“各地都在加大力度支持高新區，深圳怎么走到反面了呢？”
王德祿提及的“撤銷高新區管委會”，始于2009年深圳大部制改革。正是從那時開始，科工貿易信委出現了，而深圳高新區管委會隨之取消。
“高新區管理單位是科技部，科工貿易信委是綜合部門，這造成了上下難以對口。”深圳高新區一位知情者坦言。
“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國家高新區一出“娘胎”，就帶有強勢政府的印記——
1985年，中央政府決定，“在有條件的地方建設國家高新區”；3年后，北京中關村成為第一個吃螃蟹者；再過3年，第一批國家高新區集中誕生；時至今日，全國共有88家國家高新區，在西藏之外的省份全面開花……
縱觀20余年，中央政府連同各地政府，通過布局產業打造創新高地的意圖顯而易見，開市場風氣之先的深圳經濟特區也不例外。強勢政府保障下的市場自由，在當年的小漁村產生了激變。正因如此，今日這里已和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武漢東湖、陜西西安、四川成都一道，名列“建設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榜單之中。
時代不同了，國際國內形勢不同了，因時因地進行機制體制改革也是大勢所趨。只不過，這一次，撤銷高新區管委會，相關部門雖然考慮了部門精簡合并的因素，無形中卻讓地方的科技引領受到影響。
對于深圳乃至整個國家的轉型升級而言，這顯然不是一個非常有利的信號。
在最近兩年的實踐中，深圳高新區管理者的這種感覺與日俱增。
“沒有辦法，我們恢復了高新區管委會。這時的管委會，和科工貿易信委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上面提到的那位知情者說。
“高新區管委會是虛的，科工貿易信委是實的。”王德祿表示了自己的憂慮，“原先一個高新區的工作，現在由一個高新區發展促進處來負責，顯然力度是不夠的。”
在王德祿看來，“金融危機襲來，美國推崇的市場經濟脆弱不堪，而中國在強勢政府帶領下保持強勁發展勢頭。從整體層面來看，中國的科技要學習美國，但在區域科技發展方面，美國要學習中國”，這正是中國特色之所在。
對于高新區的強勢政府角色，大族激光董事局主席高云峰的看法與王德祿并不完全一致。“就像小孩想上哪所大學未必如愿一樣，從事新興產業的企業，也不是政府想要哪家發展就能發展的。凡事都有規律，我們希望看到的是政府主導的企業為主體的發展模式。”他以新興產業為例，闡述“計劃經濟回歸”的弊端。
200年前，美國人亞當•斯密把“政府”和“市場”看作“兩只手”，把經濟社會發展看作“兩只手”協調的結果。時至今日，哪只手稍強一些、哪只手稍弱一些，依然因時因地不同而考量著管理者。
在武漢東湖高新區一位管理者看來，對于尚在發展階段的中國而言，“兩只手”的糾纏是必然會經歷的陣痛。
他打了一個比方：“政府和企業，就像一個家庭：政府是老人，掌握方向；企業是壯勞力，創造價值和財富。目前，資源被政府壟斷，市場體系不完善，企業相對弱勢。壯勞力要吃飽、要穿暖，需要老人想辦法。當壯勞力的生存環境改變了，相對自由地在市場中壯大了，老人才能相對弱化。”
100年來，中國人一直試圖積極、平等地融入全球經濟大家庭。
在20世紀最后10年，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國家高新區像駿馬一樣奔馳，創造出了無數輝煌。然而在新的全球化競爭面前，轉型當口的下一個10年，國家高新區如何發展，需要智者慎之又慎的規劃。
“昆山高新區投資建設工業研究院，解決當地沒有科教資源的問題。這里的小核酸研究已在全國領先。同時，廣東也在提高獎金庫，用于建設研究院。兩地的研究院都是依托當地企業進行的。”從遼寧科技廳調任火炬中心以來，“火炬還能打多久”等問題一直在趙明鵬心里縈繞，而兩地的實踐，讓他在紛繁中逐漸清晰，“中國特色特在政府主導”，“我們要圍繞這一特色，以政府為主導，以企業為主體，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
解開創新和發展之惑：如何進一步讓高新區姓“科”？
“富士康跳樓事件，顯示以政府主導、單純追求GDP的經濟增長模式的冷酷面。”
經濟學家陳志武的話，落在上述東湖高新區管理者心里，就像石子在水中激起了波瀾：“東湖的一些舉措，如今看來，沒能很好地站在國家和區域發展的層面思考問題。”
曾幾何時，依靠土地和區位資源，大規模招商引資，流行病一樣在高新區中彌散。誰的條件更優惠，就能引來更多世界500強，就能獲得更快發展。
潮流之下，要么被裹挾，要么被拋棄，很少有誰能獨善其身。
為了引進“代工大王”富士康，東湖高新區耗費30萬元制作影片，《郭臺銘語錄》人手一冊。還是這里，省市聯合投資107億元，建設中芯國際工業園，收獲的卻是持續不斷的虧損。
這位管理者清楚，忙碌歸忙碌，“代工”帶來的產業低端化，未能有效激活武漢密集的科教資源。不過，東湖高新區試圖借助這些“大手筆”，“發揮龍頭帶動作用，打通產業鏈條，為中小企業創新創造一種可能性”。
“武漢，多是中小企業，或者細分行業龍頭。他們首先考慮的是活下去，不是餓著肚子搞創新。”對于創新和發展，他有過這樣的解讀，“很多人認為，我們引進富士康就是為了GDP。這樣的說法有一定道理。沒有經濟增長，就沒有發展；中國高新區，本是科技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奇跡。”
20年來，國家高新區的發展，并未遵循設計者的本意，而是不自覺地走上了增量優化道路。
目前，國家高新區占有的空間區域、園區工業規模和產值以及從業人員人數，統統大于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這在客觀上造成了一些高新區片面重視增量，忽視了政府創建高新區“創新、創業、孵化”的本意。
其實，重視增量無可厚非。然而，現階段不少高新區，對于創新和發展存在一種誤讀。他們把發展等同于發展主義，只求速度不求質量，只求本屆政績不顧長遠利益，只重物不重人，進行著“萬般皆下品，唯有GDP高”的盲目擴張。這就為追趕中的中國埋下了隱患。
“富士康連跳事件”沖擊著上述管理者的心理防線，殘酷的現實迫使他平復下來，“各地高新區發展狀況良莠不齊，所處體制環境各異，這決定了人們不能用靜態的同一標準來要求。但是，東湖作為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應該成為地區發展的引擎，肩負起國家的使命，激活豐富的科教資源，打造在國際競爭中具有話語權的企業”。
任何人都無法否認，一些國家高新區，尚處在二次創業初期，或者未曾脫離一次創業階段。不少新升級高新區，不少經濟科技相對落后的西部高新區，甚至不如發展成熟的工業園區，需要在發展中解決創新問題。
與此同時，憑借政策、資源、區位等先行一步的高新區，比如中關村，比如深圳，已把發展和創新融合在一處。
在海能達通訊公司董事局主席陳清洲眼中，深圳高新區抓住“特區”之機，培育了一大批重量級企業。“如今，優勢資源少了，人力成本漲了，土地資源沒了，但憑借著幾十年積累，這里已經為轉型升級打下了根基。”
“我理解，城市化、工業化，帶來很多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我建議，創新和發展，要探討階段性挑戰。畢竟，現今這個階段，與二三十年前，無論國家經濟實力，還是企業規模質量，都不可同日而語。”對于國家高新區的發展，深圳市原常務副市長、深圳高新區老主任劉應力有個“階段性挑戰”理論。
“國家高新區發展水平差別很大，只能一地一策，我們也要允許一些高新區招商引資，進行平臺整理。”在趙明鵬看來，為了完成國家創新發展的使命，火炬中心更應該強化管理，“要進一步讓高新區姓‘科’。比如，我們規定，高新區申請項目和資金，必須通過科技廳進行。比如，我們要組成督導組，對新升級高新區進行督導”。
辨識城市化和圈地的差別：產城結合是不是造城運動？
一個老板跑掉了，欠著幾十萬工資。工人忙了一年，正等著錢回家過年……這是兩年前常州高新區工委書記戴源遇到的一段往事。
那一刻，正是金融危機洶涌時候，外向型經濟風頭強勁的長三角首當其沖。一時間，常州經濟增速回落，一些依賴出口的企業開始破產倒閉。臨近春節的一個早晨，戴源剛剛走進辦公室，就從電話中得到了這樣的消息。
他的心瞬間緊縮成了一個核桃大小。
那時候，保穩定、促增長正是國家發展大計，這樣的事情若在高新區形成氣候，后果不堪設想。
他迅速撥通了新北區公安局長的電話：“無論想什么辦法，一定要把那個老板找回來。”
5天后，公安局“請回”了老板。一場勞資糾紛，通過協商解決。
“我之所以能夠調動公安局長，不是依靠傳統意義上的高新區職位，我同時是常州市委常委、常州市新北區區委書記。”戴源談起這段故事時長舒口氣，“常州高新區早已和行政區合并，以高新區為主體進行了整合，我這個高新區黨工委書記具有了更多的職責。”
戴源是產城結合的擁護者。在他看來，在中國納入全球化競爭的今天，高新區不能還是當初那個孤立存在的產業區域，而要充分利用其所在城市、區域的資源優勢，與外部科研、經濟體進行合理的分工協作，整合技術、智力資源，實現集聚功能、示范功能、擴散功能、改革功能。
圍繞常州高新區龍頭企業天河光能，戴源正在規劃一座新城。“產城結合，需要高新區拓展為全面綜合的管理職能，需要一個資源調配更加強勢的政府。這對于新時期高新區發展，以及一座新城的崛起至關重要。”
產城結合背后，有著深刻的動因。國家高新區設立之初，意在建立一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小特區”，在計劃體制下減少審批程序，用優惠政策吸引國內外資金和技術，實現產業化夙愿。
經過20年發展，高新區成為中國科技經濟發展的強力支撐。然而，一些國家高新區，過多重視產業發展，忽視了周圍軟環境建設，創造出了不少夜半無人的“空城”。
“我看到一些報道，有些人在高新區工作了十幾年，就是無法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原因很簡單，高新區里沒有學校。有些人就把高新區告上了法院。”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高新區的功能要進行一些完善，想一想在整個經濟社會中肩負何種職責。從此角度考慮，人們要研究未來10年國家高新區的發展戰略、發展目標、功能定位，以及整個國家高新區的管理體制，既要管好，又要管活，協同各部門一起發展。”
不過，高新區產城結合的發展，也給周天勇帶來了困惑。“高新區不向城市化轉型，很多功能不全。如果進行城市化發展，必然轉向政府，最后是體制復歸了。這件事，如不認真研究，最后體制完善了，法規完善了，高新區也辦不下去了。”
“中國式造城，為誰而造？”綿陽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瑜，看到了高新區城市化進程中的另一個側面，“最近10多年，中國城市以一種爆發式形式，完成了以往百年難望的建設規模。當下，有655個城市正計劃‘走向世界’，200多個地級市中有183個正在規劃建設‘國際大都市’……”“高新區在造城時再次跑馬圈地。”
辨識城市化和圈地的差別，需要把產城結合與造城運動進行解讀。
“城市化是國家高新區發展的一個方向，這不意味著所有高新區都要在目前這個階段進行產城結合。各個高新區要考慮自己的實際情況，發展要講究戰略，要講究核心要求。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高新區不可能再孤立地發展，而面臨很多社會化的問題要解決。這就要求高新區肩負起更多職能。產城結合不是造城運動，而是新時期高新區在產業轉型、人才引進方面的要求。解決問題的過程，科技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也就能更好地體現。當然，高新區不能像政府一樣，四套班子一應俱全。”火炬中心副主任楊躍承認為，“經過20年發展，國家高新區將融入更多的社會責任和使命，管理高新區也就是經營一座城市。”
拋棄做大和做強的爭論：我們和國際園區相差多遠？
“我國高新區年均增長25%，國際先進高新區是35%。”國家外國專家局原局長馬俊如，用手理了理白發，隨即提高了音調，“這說明了我們的創新能力不足。”
他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想法，并非源自以上單一的數據。
對于國家高新區的長期關注，讓他擁有了一系列評判的根據——“韓國三星，歷年研發費用維持在50億美金左右。深圳的華為，2010年研發費用是25億美金。比較而言，中關村的聯想，也是大企業，遠遠達不到這個程度。”
這位熟知中外科技發展的老者深知，中國企業要在國際上擁有話語權，研發投入要有導向作用。
“高新區要以企業為主體，創新者創業，創業者創新。高新區的競爭力，要看一批不斷做強的企業。這樣的企業，我們不多。”馬俊如少許思量，又接著說，“全球86%的研發投入，90%的研發活動，95%的發明專利，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全球6萬個跨國公司，基本上都是發達國家的。”
身處全球化國際競爭中，打造制勝未來的中國經濟科技增長極或“中心區”，成為現階段國家高新區的主要目標之一，不顧持續發展一味做大貪功冒進，無疑是國家高新區與世界性創新中心比拼的大忌。
“各個高新區在做大經濟容量方面都有一套。怎么把利潤率做上去？怎么把競爭力做上去？怎么把結構調整做上去？國家高新區還要經歷相當長的時間。”楊躍承認為，一味做大，錯過發展機遇的企業，利潤必然降低。“硅谷企業有10%以上的利潤率，而我們的企業，沒有足夠利潤，科研投入很難，質量上不去。只有3%—4%的利潤，企業成為創新主體基本是一句空話。在這個過程當中，高新區要注重做好集群，解決產業形態問題，解決產業競爭力問題，解決產業結構問題，解決產業質量問題。”
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勝光，在追蹤研究國家高新區多年后認為，我國高新區尚仍處于創新競爭力的培育階段，雖已在國內初步體現了聚集創新的優勢，但未能真正成為具有全球化創新競爭力的平臺，未能成為激發原發性創造、引領和帶動整體經濟轉型發展的創新中心。
“我們不懂經營，不懂現代技術和經營管理的融合。過去，國外很多產品控制著我們；現在，我們做出來了，情況依然沒有改變。之前，我們求著人家賣給我們；現在，我們求著賣給人家。”馬俊如認為，“縮小中外高新區的差距，要創建世界一流園區，扶持幾個世界級企業，造就幾個世界級企業家。”
塑造21世紀中國在全球的話語權，火炬中心在《加快建設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指導意見》中提出了未來10年的“領先戰略”。火炬中心常務副主任張志宏認為：“2010年，深圳14個園區工業總收入9654億，不能和一個跨國公司當年收入相比。因此，持續增長是中國必須要走的。轉方式，不是為了停下來，而是為了持續增長。在新的歷史時期，國家級高新區，要瞄準國際，不斷成長。”
并非局限于“試驗”和“示范”，而能影響國民科技經濟全局，國家高新區與國家發展產生了強烈共振。
正因如此，推動國家高新區發展，這是一個民族擺脫“魔咒”的抗爭；
正因如此，推動國家高新區發展，這是一種萬眾齊心一往無前的進軍；
正因如此，關注國家高新區發展，就是關注我們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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