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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頭一個十年，我國科技在自主創新的道路上邁出了可喜的新步伐！一方面，航天飛月、千萬億次巨型計算機、高速鐵路、超超臨界發電、特高壓輸電等重大技術的創新成就，展現了我國科技跨越式發展的前進態勢；另外還值得關注，有一批在春潮涌動中尚未顯山露水，但具有后起超越意義的重大原創性課題和拔尖人才，正有待政策催生，融入新科技革命的洪流！

　　科技重大創新是科技革命的導火索

　　洞察科技發展史的人們應該都有深切體會，一些標志性的重大科學發現或技術發明，往往能引起整個科學或產業技術的革命，對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起著革命性的推動作用。

　　18世紀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誕生了第一次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時代；

　　19世紀電磁感應的發現和電機的發明，引發了第二次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人類社會跨入了電氣化時代；

　　20世紀初，相對論、量子力學的創立，中葉以來，集成電路、計算機、核能、激光、新材料、生物技術、納米技術、空間技術、網絡技術等大批高技術的爆發式涌現，表明人類社會從第三次技術革命起，已經進入一個持續的規模空前的科學技術大發展的新時代，我國搞現代化建設，謀科學發展，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不能不緊扣這個時代的科技脈搏。

　　總之，這些重大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都是歷次技術革命的導火索，產業革命的火車頭，社會前進的原動力！為了更好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科技的迫切需求，有必要教育全黨提高對科學本質價值的認識，尤其要把這類重大創新作為強國之本的主導戰略，著力加以推進，藉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新科技革命”的發展之道，制勝之道！

　　科技重大創新是攻艱克難的制勝法寶

　　雖然各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但都面臨著許多共同的重大難題，諸如能源、資源、環境、氣候、糧食、健康、災害等，它們無一不威脅著人類生存發展。這對發展中國家，尤其對人口眾多、產業結構仍較粗放的我國，構成了更為嚴峻的挑戰。僅就年需5億多噸糧食的均衡供給，年燒30多億噸煤炭的污染排放來說，不從技術突破上尋找根本性的解決之道，重負何堪？

　　出路何在？我們還是要呼喚科技界多出幾個袁隆平和王選式的科學家發明家，因為他們從幾株雄性敗育的野生稻和漢字信息壓縮變倍技術中，引出了占據水稻播種面積半壁江山的雜交水稻和徹底淘汰整個鉛字印刷落后產業的漢字計算機激光照排，重大發明創新的頂梁柱作用卓然可見！

　　面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眾多的重大難題，人們自然期盼著新的科技革命早日降臨！為了解決碳排放的問題，世界氣候大會乃至首腦峰會，都在不遺余力地探索新的全球對策，雖然經濟、政治、法律等的手段討論頗多，但最根本的出路還得尋求新的科技對策，靠科學技術出現大的突破。例如，在一定條件下，藻類和細菌等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變成液體燃料或有機化合物，在這里，CO2不再是有害廢棄物，卻成了寶貴的新資源。可見，解決重大發展難題，固然需要多措并舉，但如把更多的精力，共同用來開啟這類重大發明創新的科學寶藏，則可預期，人類和自然，科技同經濟社會，定將得到更加和諧、協調的發展。

　　科技重大創新是科技工作的第一要務

　　我國不乏科技人員的數量，科研經費也已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但為什么科技領域長期出不了拔尖人才和革命性的重大創新成果呢？這不能不說與科技決策管理工作的目標導向、政策取向以及科研條件和經費的用向有關。

　　首先是目標導向問題。在科技領域，有人妄自菲薄，貶低民族自尊；有人主張科技大國不以諾獎為標；有人認為，像牛頓從蘋果落地現象發現萬有引力那樣的機會，現在不大可能再碰到了。然而據科技日報報道，英國的兩位科學家，正是因為在2004年用透明膠帶從鉛筆上粘取出石墨烯而榮膺201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最近又有美國科學家以蔗糖為原料，用更簡單的一步低溫處理法取代復雜的化學氣相沉積法，制造出了石墨烯。它被普遍認為會最終替代硅，從而引發電子工業的革命。這說明，科技發展沒有止境，科學機遇必須能動地去捕捉。因此在科技管理上，應當放手地為那些敢于想象，勇于實踐的探索者創造條件，積極導引，鼓勵他們向新的、重大的科學突破進軍，有苗頭就及時跟進。否則，思想不解放，何來新發現？

　　科技發展是要講革命講超越的，不能偏重量變（課題、經費、論文、獎項、專利等），而少究質變；不能只圖跟蹤式創新以求保險，而回避超越式創新的風險；不能只顧現有看得見的科學前沿和面上繁重的攻關任務，而忽視科技重大創新的戰略地位和革命性引領作用。

　　其次是政策導向問題。科技政策是哺育、激勵和保護拔尖人才進行重大創新的根本保障，理應不受年齡、資歷和有無科研公職等因素的制約，但實際情況是，真正有重大創新潛力的人才和課題，往往在學術上、在申請科研立項上以及經費籌措上備受羈絆，難以施展其抱負；缺乏發掘科技重大創新資源的遴選機制和特殊措施，在大學和科研單位中，在民間和社會各個層面，敢于挑戰重大科學難題，有重大創新思路和才能的探索者絡繹不絕，然而真正在現有機制下被成功發掘和有效利用的則廖廖無幾，相反，不公正的非議和磨難卻是不斷，有些想幫的管理者對此也力不從心；現實中，還有一支責任心很強的退休科技人員中的創新力量未被正視，按現有行政管理一刀切的做法，這些退休人才即使仍然擁有重大創新能力和經驗，也不再能申請和參與自己從事的科研課題，還不能再帶研究生培育新生力量，這豈不要造成科技重大創新研究工作的斷鏈！

　　第三是科研條件和經費用向問題。科研經費的多少和使用方向，實質上仍是個對科學本質價值的認識問題。以往是“一工交，二財貿，剩下點錢搞科教”，對科技第一生產力的認識長期滯后；如今科研經費的總量增加了，但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而且按規定，公共財政不能用于非共識、有風險的科技重大創新項目，結果是重復類同的課題擠占太多，經費仍然難以用到刀刃上。而不下工夫和本錢積極去點燃那些新科技革命的導火索，豈非又要在未來新的科技革命中，長期做跟跑者？

　　科學技術問題無處不在，無所不包，大量基礎工作需要去做，不少空白需要填補，最新的高技術買不來，科研的周期又較長，這對后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科技顯然處在極為不對等的競爭態勢之中。如再不集聚優勢資源，抓住重大創新這根杠桿著力博弈，那么失去的不單是科技，更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后勁。

　　鑒于經濟的崛起和可持續發展，客觀上需要強大的科技支撐和引領，因此有必要在重大自主創新領域也制定幾項“硬指標”，借鑒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菜籃子市長負責制的成功經驗，施行發掘、培育科技拔尖人才和重大發明創新項目的首長負責制，在學術上則要鼓勵伯樂們舉薦助推！（嚴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