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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辦于2008年的“浦江創新論壇”，是由科學技術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致力于創新戰略與政策研究的高層國際論壇。在成功舉辦第一屆論壇的基礎上，第二屆“浦江創新論壇”于2009年10月24日、25日在上海召開，主題為“經濟全球化與自主創新”。在此次論壇上，著名學者、企業家和政府官員50余人，通過演講與案例分析、現場對話等形式，圍繞金融危機與全球競爭新格局、經濟波動中的中小企業創新、研發全球化的態勢及影響、新興經濟體產業技術突破的典型經驗以及如何以創新驅動發展等問題，就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熱點、難點和重點開展廣泛而深入的研討。以下摘發部分演講嘉賓的演講，以饗讀者。

　　科技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梅永紅：

　　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矛盾

　　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國都帶來重大的影響，對整個世界格局都帶來重大的影響。

　　怎么看待國際金融格局的變化？巴菲特回答記者提問時這樣說，中國人每日辛勤勞作生產產品給美國人用，中國人拿到美元時美元已不可能有當初的購買力。目前，美國刺激經濟的唯一出路就是貨幣貶值。中國學者也認為，美國大量印美元，持有美國國債的國家都在替它分擔金融危機的成本。伴隨歐元的崛起，伴隨世界各國貿易結算方式的變化，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格局會有所松動。

　　國際貿易格局也呈現新的變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自由貿易是各國一直推崇的發展方式，但現在有了變化。奧巴馬政府提出的《買美國貨方案》已經獲得通過，中國對外貿易當中受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困擾越來越多。金融危機給世界各國傳遞了什么樣的信息，值得我們研究。

　　怎樣看待國際產業格局的新變化？從上個世紀90年代網絡經濟泡沫后，拉動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一定是新的經濟模式。美國計劃在未來10年投資1500億美元開發新的能源。歐盟啟動綠色汽車行動，大力發展低碳技術，加快轉向低碳技術。新能源產業受到廣泛重視，在許多政治家的講話中都反映出對這個領域抱有的希望。

　　此次金融危機帶給中國經濟影響之大超出我們的想像，這主要是由我國外部市場需求下降與內部結構性矛盾相互交織的結果。從解決問題的角度來思考，關注點更多地放在現在的結構性矛盾上就更為重要，因為我國在宏觀層面上的眾多結構性矛盾已經到了必須下大力氣進行調整的時候。

　　投資和消費的失衡：中國經濟發展對投資有很大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投資擴張。但與此相對應，另一宏觀經濟指標消費卻一降再降。內貿和外貿的失衡：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于對外貿易，反映出中國經濟的某種脆弱性。產業結構失衡：中國產業處于國際分工的末端，形成對高端企業的依賴，獲得的利益非常微薄，在國際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時，受到更大的沖擊。經濟增長和自然環境的失衡：我國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資源消耗的基礎上。

　　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矛盾，從這個意義來說，調結構比保增長更為重要。調整經濟結構要著眼長遠，修煉內功。金融危機對于調整結構形成了難得的機遇，應當抓住機遇，否則未來調整的難度更大、成本更高。

　　美國總統奧巴馬說：“科學讓位意識形態的日子已成為過去，對美國的繁榮、安全和健康、環境而言，科學比以往任何時期更為重要，正在蔓延的經濟危機不能成為縮減科學投入的借口。”英國首相布朗表示：“不允許科學變成經濟蕭條的犧牲品，而應著力發展科學，把科學作為推動經濟復蘇的關鍵因素。”投資知識就是投資未來。在中國投資未來、投資知識的層面上，需要高度關注投資基礎設施、新興戰略產業、創新型中小企業、知識型服務業和投資創新型人才。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

　　用中國的創新夢想吸引人才回流

　　政治家對人才都非常重視。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關鍵在人才”，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也曾講“在這個時代，所有發達國家為了增強競爭力，都必須依賴外來移民和人才”。

　　二戰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科技強國，并且在高科技領域占有絕對優勢，世界中心從歐洲向北美轉移。這不是因為美國人有很高的天賦，而是因為羅斯福人才戰略為美國成功地吸引到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

　　二戰之前，德國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總數是美國的3倍，但人才戰爭半個世紀之后，全世界自然科學諾貝爾獎獲得者40%來自美國，70%被美國聘用，62%的頂尖科學家都在美國工作。全球的人才競爭是決定一個國家在全世界的最終利益，也是中華民族在未來30年能否實現真正崛起的關鍵所在。

　　全球人才競爭和經濟全球化是密不可分的。1990年至2000年美國共接受415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美國在人才競爭當中是最大的贏家。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他們是最大的輸家。目前，中國還處在本土人才少量回歸的階段，雖然不是人才流失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但絕對數量無疑是最大的。

　　有研究認為，當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達到4000美元以上，人才開始大量回流。現在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是3000多美元，已經接近人才回歸的高潮前夕。當然，影響人才流動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治、經濟、人文、服務和生活等。不同國家采取不同措施希望在人才競爭中占有優勢。美、德、法、英等發達國家通過常規手段吸引人才。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通過開放雙重國籍，推動海外人才回歸。還有一些國家，如日本、以色列等國既吸引本土的人才，又吸引外籍人才。

　　對中國而言，人才強國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為止，中國140萬留學生中39萬回國，回國率從1/3下降到1/4。2006年美國博士生、研究生來源最多的是中國，中國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人才來源庫。我國國際化人才培養嚴重不足，大學生里有國際競爭力技能的還不到10%，相比而言印度已達到25%。

　　在國際人才競爭中，各國都將中國作為人才吸引的對象。面臨嚴峻的人才流失狀況，我國應當加強人才回歸的工作。建議加強吸引海外人才回來，改進相關的國籍制度，建立國家的移民留學生事務局，建立中國國際人才的研究中心，建立海外高層次的人才網絡等。

　　中國應當在人才戰略上有更大的改變。當前，中央提出“千人計劃”，非常重視吸引海外人才，應該抓住這個歷史機遇，抓住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開放思想，打造“中國夢”，讓全世界的人才到中國來創業，到中國來發展，實現中國的創新夢想。

　　研祥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志列：

　　“智造”獨創性產品占領國際市場

　　研祥集團是幾個研究生創辦的，它的意思是研究生的發祥地，它真正的特點是技術起家。研祥集團一直以自有品牌和百分百自有技術構建整個銷售額。當金融風暴來臨，研祥集團逆市飄紅，銷售額和利潤都增長了150%。

　　從2007年開始，研祥集團大舉進軍海外市場。但是，此次金融風暴讓研祥集團在海外感受到了非常大的變化。金融風暴來臨以前，在集團業務員拜訪德國公司的時候，德方的CEO從來沒有出過場。爆發金融危機之后，研祥集團派去業務員，德方CEO則都會出場。

　　通過研究世界500強的發展史和擴張史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工業品牌在全球市場做得很成功，這和國家形象成為整個公司的背景是分不開的。中國整個國家的形象和影響力在全球走到更新的高度的過程，也正是中國更多的工業品牌成為跨國品牌，海外銷售額超過在中國國內銷售額所不可或缺的背景。

　　在很多情況下，談及中國出口包括人民幣升值的話題，往往都和低附加值的出口產品聯系在一起。對于任何一個國家，整個海外市場能否接受你的產品，你的技術，甚至接受你的標準，是衡量這個國家、這個行業重要的標準，中國也不例外。我國未來出口的重點應該逐步走向高附加值，要擁有自己的獨有技術和標準。減少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并不表示我國能夠忽略產品出口。

　　2007年，研祥集團推出了一款新產品，在全球該行業里是首家。由于是新產品，市場上沒有可比性，因此在香港召開新聞發布會時，我們臨時定價12萬人民幣一臺。6個月后，美國一家公司推出類似產品，定價10萬人民幣。兩周后，我們把價格降到8萬。今天這個產品的價格在25000元人民幣左右，但產品成本始終維持在人民幣6000元左右。這件事告訴我們一個事實，推出的新產品，如果你有自己的定價權，在國際市場上應該采取正確的定價策略。在全球競爭中，研祥的競爭策略是“品質、品牌、獨創性”。這也就是研祥把銷售額的10%到12%投入到研發中間的原因所在。

　　智造就是用“智力來造”。開發新產品，在全球擁有定價權，用高價格占領市場。創新可以獲得更好的利潤，因此創新是企業發展的本源性的動力。

　　在走向海外市場的過程中，市場的眼光可能相對短視一點，研發的耐力應該更長遠一些。要想研發持續運行，企業應該依賴于專業人員組成的團隊，而不是依賴少數的大腕。

　　創新不僅僅是技術上的創新，也包括市場策略的創新，研發管理的創新和企業文化的創新。如果創新的最后結果不能歸結到進一步提升生產力，甚至企業效益，那么就會偏離方向，回到原來的老路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

　　增長轉型是徹底走出危機的必由之路

　　從現象來看，我國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由于虛擬資產泡沫破滅而產生流動性極度短缺和需求不足。但是深入分析這一現象，21世紀以來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卻是導致世界金融體系里大量充斥著泡沫，進而引發泡沫破滅的根本所在。

　　中國為什么會深深融入扭曲的世界經濟體系里？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我國采用蘇聯的發展模式，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以后實施出口導向政策，用出口的需求彌補國內需求不足，以低匯率支撐出口。于是，我國的金融體系跟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金融體系面臨同樣的問題：存在大量的虛擬資產。

　　當表象的短期問題和深層次長期問題的表現形式相反時，我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就要標本兼治。短期問題要靠需求拉動，長期問題還是要靠企業的轉型和企業的升級，產業的升級。我國應對金融危機的短期政策力度非常大，而且已經看到了效果。現在必須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解決長期問題上，關鍵就是要從過去用投資和出口支撐的增長模式轉到靠效率提高，靠技術進步支撐的增長模式。對于上海、深圳等向制造業集中的城市，其核心是服務業。一方面要對現有的制造業增加服務業的內容，想方設法把產業鏈向兩端延伸。另一方面要培育構建新興的支柱產業。

　　長期以來，經濟學界認為中國的比較優勢在于擁有豐富、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客觀地講，經過30年改革，我國的創新技術力量不弱。從數量上看，我國受過大專教育的技術人員世界第一。不僅如此，我國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也不可小視。真正的難點在于產業化。

　　有兩個問題希望社會各界予以關注。一是要發揮小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關鍵性作用。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小企業更是主體中的主體。西方國家的技術創新主要是來自小企業。據國家統計局和工商聯的調查，我國70%以上的新的技術創新都是來自小企業。由于規章制度的束縛和利益關系的疏遠化，在第二次產業革命以后，大的創新型企業伴隨新技術革命也漸漸沒落了。但是，他們通過對小企業投資等方式保持創新的活力。

　　現在，我國存在一種情況叫做“國進民退”，小企業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擠壓。回想1998年，我國正是在發放1000億國債投資的同時，采取措施積極扶持小企業，才成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政府怎么在技術創新、提高效率上正確地發揮作用。“十一五”規劃和“十七大”關于增長方式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基本判斷要肯定下來，這兩年的經驗可以充分證明，這是唯一的出路。政府在加強扶持力度的同時，要注意扶持的方法，首先要解決增長模式轉變的制度性障礙，建立規范化、法制化的市場環境。政府扶持的方式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為中最重要的是提供經營環境、共用技術，包括孵化器，這些工作需要政府來牽頭。

　　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總裁、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柳傳志：

　　創新讓企業做大、做強、做長

　　對企業來說，與做大、做強相比，做長是第一位的。但同時，企業還要做大、做強。怎么來解決這個矛盾？對于某些領域，成長到一定程度的企業會走向海外，即品牌型的擴張是做大做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但是，企業不能因擴張而致死。怎樣才能做長又做大、做強，還能走向海外？

　　可以用屋頂圖來比喻管理。管理分為兩個層次，屋頂代表企業運作層面，包括制造、采購、研發、銷售等。對本行業、本專業要有深刻的認識，甚至是創新性的、突破性的認識，這是企業走向海外，做大、做強的根本條件。屋頂之下，在管理基礎層面，包括體制、機制問題。除此而外，企業在管理上還有一個基礎性問題，也就是企業應當怎么建班子，怎么定戰略，怎么帶隊伍，這樣才能把企業管理做好。我們把它歸納為管理三要素，也叫它“扎馬步”。

　　1990年以后，國外企業大舉進入國內。在資金、管理、技術、人才等方面遠不如國外企業的時候，聯想認真研究了企業的不足到底在哪里，然后對企業內部從管理模式、業務模式進行了顛覆性的改造。在5年中不斷體會如何在企業運作層面，從技術到供應鏈，同國外企業競爭。最后，聯想在中國市場超出了國際競爭對手，也成為亞太第一。

　　電腦行業應當怎么做？同國際知名企業的競爭讓我們對這一問題有了深刻的研究。在并購IBM時，我們把幾個問題考慮的比較透徹。第一個問題是IBM為什么要賣PC，它為什么在IBM會虧損，在聯想手里怎樣才能賺錢？第二個是聯想主要買IBM的什么？當然是買它的品牌和技術。第三個是并購后的風險在哪里？怎么控制？并購前，2004財年聯想利潤是1.4億美元，并購后是4.84億美元。聯想在國際上的份額上季度已達到8.5%，遠高于并購前的2.3%。這說明品牌性擴張確實是企業做大、做強的一個重要途徑。

　　但是，這些認識還是遠遠不夠的。2008財年，聯想虧損了2.67億元。這個虧損是怎么形成的？金融危機是虧損的導火索，但是從根本上講，面對電腦行業的兩個趨勢：由臺式機向筆記本轉移，消費類客戶的巨量增長，聯想應該早就著手布置國際戰略向消費類發展。所以，最重要的是摸清水深水淺。

　　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金壯龍：

　　把大飛機建成創新型國家的標志性工程

　　民用飛機產業是典型的知識密集、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的高資本、高風險的戰略性產業，是衡量一個國家科技水平、工業水平和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當今世界，民機產業競爭激烈。我國民機產業經過曲折的發展歷程，雖然與國外先進水平相比存在較大的差距，但是始終沒有放棄。

　　據中國航空工業發展研究中心預測，未來20年全球民用飛機市場需求巨大，全世界大型客機總需求量為26400架，支線飛機總需求為6600架。航空客戶用量年增長率遠高于世界經濟的增長水平。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民用客機市場，未來我國的客機需求為2922架，支線需求為874架。未來20年，是我國民用航空工業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所以，“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堅持遠近結合、軍民結合、自主研發與國際合作結合，發展大型飛機、直升飛機和先進發動機機載設備，擴大轉包生產，推進產業化。

　　航空工業產業鏈長、輻射寬，對我國經濟和科技發展具有巨大的帶動作用。因此，業界都把大型客機項目看作現代制造業的一顆明珠。實行大型客機項目，不僅能更好滿足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的出行需要，也必將成為潛力無限的新的經濟增長點。項目的成功會極大地振奮民族精神，增加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根據國家的要求和項目的重要性，中國商飛公司提出，要把大型客機項目建成創新型國家的標志性工程，建設成為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標志性工程，要把中國商飛公司建設成為國際一流的航空企業，發展民機，壯大產業，開拓創新，永創一流。

　　發展大型客機項目，我們有四點體會：第一，黨中央、國務院決策發展大型客機項目，是增強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戰略舉措。實踐證明，這一決策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和世界民機發展規律，我國民機產業正迎來重大發展機遇，我們將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第二，必須堅持中國特色，體現技術進步，把自主創新作為核心戰略不動搖，才能最終實現大飛機的研制成功和商業成功。第三，必須堅持體制機制創新，培育一批穩定的供應商隊伍。第四，推進民機產業鏈建設，以民用航空工業建設體系作為戰略重點，在民機產業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上突破，實現我國民機產業發展。第五，人才隊伍建設是民機項目和企業發展的關鍵。

　　金蝶國際軟件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徐少春：

　　要讓中國管理模式在全球崛起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是一種外延式和數量式的增長，未來30年需要靠內涵式的增長，也需要靠管理來提升。

　　此次金融危機給中小企業帶來了很多挑戰，融資難、協作難、管理提升難。傳統企業創新有兩個輪子，一個是技術創新，另外一個就是管理創新。很多中小企業在創立之初，因創始人的一個好主意，一個好產品，通過市場推廣擴大了業務。隨著規模擴大，管理成為制約企業成長的主要因素。重技術、輕管理導致中小企業的不可持續發展。

　　金蝶公司過去16年的發展非常穩健。在管理實踐中提倡“沒有家長的大家文化”，也就是在制度背景下實現員工的自我管理。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們承諾“不裁員，不降薪”。企業內部開展自我批評。我也堅持在公司內網寫博客告訴員工金融危機對任何企業都會有影響，金蝶也不例外。企業文化上的創新讓每個員工都有了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執行力非常強。

　　我們還采取了卓越績效模型，引進了信息化知識管理、全員動態考核等很多好的方法。在金融危機情況下，怎樣激發全員的凝聚力和共同面對危機的共識，提升困難時期的戰斗力，這是非常關鍵的。

　　過去，企業應用的管理軟件，如ERP系統都是國外的。但是在金融危機以后，企業選擇本國ERP系統的趨勢越來越強烈。在中國的外企也在根據中國的實際環境，尋求本土化的管理解決之道。中國企業管理是可以總結和提升的。希望在改革開放30年后，“中國管理模式”和中國的制造一樣，在全球同樣非常強。

　　中國管理可分成幾個緯度：現代管理科學、管理哲學和成功管理實踐。研究中國管理模式，其中很重要的方法是建立中國企業的管理智庫。在管理智庫里容納有眾多企業，特別是領先的企業，總結它們的經驗、方法和制度。這樣就可以幫助很多的中小企業與各行各業領先的企業進行對標，尋找他們的差距。

　　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不僅要進行技術創新，更重要的是要進行管理創新，只有這樣才能推動中小企業可持續發展。建立中國企業管理智庫，是中小企業追求卓越的主動力。金蝶公司不僅僅是做最大的軟件公司，而是要讓中國管理模式在全球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