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資本主義與經濟危機
http://www.debgrams.com 2009-10-12 17:24 來源：中國自動化學會專家咨詢工作委員會
盡管國家大規模干預經濟在全世界大行其道，而許多企業領導和投資者的所作所為看起來卻好像全球化模式仍居主導地位。這其實是個錯誤。
《麥肯錫季刊》，2009年7月 • Ian Bremmer
Antoine van Agtmael琢磨出“新興市場”一詞，用來描述發展中世界中覺醒的巨人們，從那時起，至今已經過去近三十年了。在這期間，我們開始認為新興市場（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這所謂的金磚四國）是不成熟的國家，對于這些國家的市場而言，政治因素至少與經濟基本要素同樣重要。隨著全球化似乎越來越像是一種歷史必然趨勢，富裕國家出現了這樣的假設：政治干預只是一個臨時階段，這些發展中經濟體將會按照各自的節奏走向成熟，經濟平衡而不是政治力量將成為推動當地市場發展的主要動力。
這次金融危機完全顛覆了這一假設。當前，政治斗爭嚴重影響著經濟政策的制訂，甚至在世界上最富裕的經濟體都是如此。這種轉變在華盛頓最為明顯；在這里，有關拯救汽車行業、新金融規則以及7870億美元刺激計劃中各個要素的爭論，都成為黨派政治博客圈的話題，已經為立法者和投資者都創造了各種復雜的風險和潛在回報的組合。
新興市場的增長，以及全世界政治官員為避免全球性金融危機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所做的決策，都為全球市場的表現注入了政治因素和政治動機，其程度之高，為我們幾十年來所未見。
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
隨著冷戰在磕磕碰碰中結束，關于政府能夠從微觀上管理國家經濟并帶來繁榮的信仰似乎已經灰飛煙滅了。日本、美國以及西歐等國家靠私人財富、私人投資和私營企業帶來的發展活力和強大市場地位，似乎完全并最終確立了自由經濟模式的主導地位。隨著這些國家的政府將企業和養老金私有化，諸如埃克森美孚、微軟、豐田和沃爾瑪等企業都狂熱地推出了全球擴張計劃。全球化成了家喻戶曉的詞匯。
但是，即使在時下仍在發展的全球金融危機撼動自由市場信仰的基礎之前，新興市場中的新一代要人（其中許多都是政治威權主義者）就決定要走繁榮加權力的道路，以確保公共財富、公共投資和公共企業的大肆卷土重來。在過去數年中，國家資本主義開始顯現，政府再次掌控巨大的資本流——甚至跨越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界限——對自由市場和國際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體系，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在其中操縱市場表現。政府之所以歡迎國家資本主義，是因為它既能滿足經濟目標，又能滿足政治目標，而不是因為它是實現繁榮的最高效的方式。它使政府官員控制了大量金融資源，讓他們能夠動用現金，幫助捍衛其國內政治資本，并且在許多情況下，增加其在國際舞臺上的砝碼。但是，國家資本主義同時也遏制全球化的興起，因為它在不同程度上阻礙思想、信息、人員、資金、商品和服務在各國國內以及國際間的流動。
國家資本主義的推動力
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大量存在國家對經濟的大規模干預，但許多企業領導和投資者的所作所為看起來卻好像全球化模式仍居主導地位。這其實是個錯誤。事實上，國家重新獲得的重要影響早在目前的危機爆發之前，就已經很明顯了。能源市場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從所控制的儲量來看，世界最大的13家石油公司均由政府控制。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俄羅斯的Gazprom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CNPC）、伊朗國家石油公司（NIOC）、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和Petronas公司（馬來西亞）的規模都大于任何一家國際石油公司。最大的跨國公司埃克森美孚在世界上排名第14位，跨國石油公司生產的石油天然氣只占世界總量的10%，其擁有石油天然氣儲量僅占全球總量的3%。而國有控股公司現在擁有全球75%的原油儲量。在深海以及其他有技術難度項目的開發和開采中，跨國公司雖然仍擁有競爭優勢，但是，隨著管理得當的國有巨頭不斷向行業領先企業學習，這種優勢正在逐步消失。
這種情形并不僅僅限于能源領域。中國和俄羅斯都一馬當先，在眾多的經濟部門實施對國有企業的戰略部署，其他政府也開始起而效尤。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政府為了保護其地位已不滿足于在電力、電信、金屬、礦業和航空等領域僅僅只是監管市場，它們開始采取行動，要主導市場。
這種國家企業行為的推動力，部分來源于一種新型主權財富基金的出現。大量持有其他國家貨幣的國家成立了規模空前的風險基金，旨在使其投資回報和政治影響最大化。由于全球信貸緊縮使得獲得資金的難度加大，主權財富基金在為國家資本主義提供資金方面的重要性也得到進一步提高。
全球經濟衰退加速了國家干預市場的趨勢，世界各國政府花費數萬億美元的資金刺激增長，并解救陷入困境的國內行業和公司。20國集團的政治領導人在為金融機構和更可靠的國際監督制定新規則方面，需要達成共識，這會推波助瀾地加強國家干預市場的趨勢。這些政府也許并不情愿成為國家資本家，可出于政治需要，被迫擔任這一角色。但是，其效果卻是一樣的：金融市場中的政治因素份量更重了。
贏家和輸家
隨著國際公司和投資者周圍的格局在發生變化，這些公司和投資者將發現，政治大規模介入市場過程將會產生一批贏家和輸家。由于各國所獨有的政治因素將決定其對國內每一次經濟低迷的反應，那些政治基礎因素對于市場影響相對較強的國家將會更容易迅速恢復。例如，30年的飛速增長使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獲得了雄厚的政治資本，高漲的民族自豪感幫助中國領導緩解了公眾恐懼，擋開了批評，并將經濟低迷的原因歸咎于腐敗的西方資本主義者。由于政府可以拿出大筆錢用于財政刺激，中國將有可能比多數發達國家都更早地走出全球衰退。這會進一步使中國領導人相信，由國家大量控制經濟發展，是走向繁榮并保持國內穩定的最可靠的途徑。
在過去的數年中，巴西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就制定了受到嚴格監管的宏觀經濟政策，并在國內達成了持久的共識。巴西總統保持較高的支持率和較強的財政平衡的能力，有助于其政府通過國家支出和對開放外國投資來刺激巴西經濟。
其他政府則面臨著更為艱難坎坷的道路。在俄羅斯，經濟的急速下滑可能已暴露了執政精英內部的裂痕，這會加劇政治辯論，并引發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在俄羅斯農村，有些工人失業了，而有些雖在繼續工作，但不能定期領到工資，已經出現了程度有限的動蕩。在烏克蘭，總統、總理和主要反對黨領袖之間激烈的對抗，讓該國議會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癱瘓。在巴基斯坦，聯合政府的對手和敵人要比伙伴和朋友多得多，這導致其沒有時間和空間來實施必要的改革以便將已經士氣低落的公眾從更深的現實困境中拯救出來。
投資者和企業領導能從這種趨勢中指望什么呢？許多經濟學家指出，從全球經濟低迷中復蘇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有些政治因素支持這一觀點。華盛頓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布魯塞爾暴躁的立法者、北京競爭行業的優勝者、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強勢領導以及德里的政治官員，會在有關如何、何時以及在何地對資產進行估值以及如何、何時以及在何地對資源進行分配方面做出更多的關鍵性決策，我們必定會看到更多的政策不連貫性，這種更高程度的不一致性將對未來增長產生巨大影響。眼下，政治領導人有更充分的動聽理由去干預國內經濟。如果別無選擇，我們只能寄希望于為將來的現金、商品和服務流制定出更好的規則。但是，這種認同并不能模糊如下事實：市場可以比政治家更高效、更有效地做這些事情。
次級影響
這些趨勢還會產生其他值得注意的影響。我們可能會看到，某些公司進入某些國外市場會面臨新的限制。竭力幫助拯救其國內經濟的政治家在做出選擇時不會考慮全球經濟。他們首先感興趣的是，通過保護當地投票人、政治捐助者及強有力的行業和利益團體等最有影響力的選民并為其服務，來鞏固他們個人的政治資本。他們擁有大量的機會，犧牲國外競爭對手的利益，來支持本土公司。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全球衰退結束之前，針鋒相對以牙還牙的保護主義風險仍將是嚴重的威脅。在過去幾個月中，我們看到一些政府推出了數十項保護主義舉措，而正是這些政府在數月前召開的20國峰會上曾信誓旦旦地保證要避免此類舉措。隨著各國政府匆匆建立起旨在讓本地工人在下次選舉前能保住飯碗的貿易和投資壁壘，在這些國家運營的全球公司會發現自己處于不利地位。有些公司甚至會面臨著資產被沒收的問題。
此外，由于全球危機的潛能，有可能在幾個國家觸發大規模的社會動蕩，政治家將會越來越多地求助于熟悉而可靠的手段：補貼。不必擔心許多政府可能不再支付得起這種補貼。政治官員會保護那些關系鐵的本地公司——尤其是在要出高價才能獲得現金的時候，從而剝奪國外公司（以及那些有時與國外公司合作且與政府關系不那么鐵的國內公司）的競爭優勢。俄羅斯已經出現了這種現象，政府動用國有控股商業銀行來拯救其偏愛的公司。
最后，金融危機將鼓勵全世界各國政府重塑其監管環境，從而改變國外及國內公司的游戲規則。其中某些變化將有利于國內企業。即使新的監管規定只是意在闡明現有規則，投資者和企業決策者也必須仔細掂量這些新規定的影響，這一點至關重要。
國家資本主義會持續多久？
國家資本主義會不會徹底逆轉全球化進程？這種可能性很小。不論中國政治領導人怎么講，全球經濟危機并沒有證明，政府主導的增長表現從長期來看會優于監管良好的自由市場的擴張。中國、俄羅斯乃至非常穩定的波斯灣君主國等國家都會面臨巨大壓力，發展中存在的內部矛盾――中國為其增長繼續付出環境代價，俄羅斯以犧牲可信的治理制度為代價繼續依賴弗拉基米爾•普京，沙特以及其他海灣國家面臨著人口方面的挑戰——會考驗各國的經濟恢復力。全球化的活力并不依賴于政治官員的智慧，這就是全球化肯定能經受住國家資本主義挑戰的主要原因。
但是，金融危機以及美國在其中顯而易見的責任，將會確保國家資本主義在今后數年繼續發展。其發展軌跡如何將取決于一系列因素：西方對于自由市場力量的信仰是否會出現動搖，奧巴馬政府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能力，依賴石油出口的各國政府能否承受低油價帶來的痛苦，中國共產黨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以及其他若干因素。與此同時，企業領導和投資者必須認識到，全球化不再是不受到挑戰的國際經濟模式，政治會在未來許多年里對市場表現產生深刻的影響。
作者簡介：
Ian Bremmer 是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亞集團的創始人兼總裁。
本文譯自： “State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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