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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窗：中國制造業大量企業陷入危機
http://www.debgrams.com 2009-02-06 16:51 來源：中國自動化學會專家咨詢工作委員會
制造業蝶變
企業倉促倒閉、老板不知去向、討薪引發的堵路圍攻、火車站廣場提前返鄉的農民工，這是近幾個月中國制造業呈現給世界的一幅斑斕而突兀的風情畫。當“全世界都在用中國貨”的榮耀方興未艾，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卻猝不及防地陷入了危機。
和美國的虛擬經濟危機不同，中國目前的經濟困境是實體經濟的危機，“中國制造”附加值不高的痼疾，終于在金融危機的逼迫下造成了大量企業的死亡。
如何走出困境，實現突圍？在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大踏步地回歸到過去的發展模式，似乎成了各級政府“保增長”的本能選擇。但是，固守產業鏈低端，并不能確保“中國制造”的長治久安。津津樂道于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低廉，因而產生全世界的資本主義都對中國俯首稱臣的幻覺，正是中國制造未來最大的危機。
普通的鞋子、衣服并不是制造業的全部，如何既會造鞋子，又能造大飛機和精密機床，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在這方面，日本是我們最好的老師。一個有未來的中國發展戰略一定是一個“高低結合”的經濟戰略和社會戰略相結合的戰略，而這樣一個戰略怎樣設計，歷史上還沒有先例可以參照。但是革新傳統文化和思維方式，營造鼓勵和支持創新的社會環境；擴大內需，創造能讓普通人從中受益的經濟發展模式，應是我們堅定不移的努力方向。
10月7日，全國最大的印染企業——紹興“浙江江龍控股集團”轟然倒塌，董事長陶壽龍攜妻逃亡。10月11日，浙江紹興最大的民營企業，亞洲最大的PTA供應商——“浙江華聯三鑫集團”停產，瀕臨破產。數天之內，兩家紹興當地“龍頭企業”相繼“掛號”，一度引發當地紡織業私營企業主們的恐慌。
這究竟是一個區域性、產業性的調整，是一個地區舊有發展模式和產業基礎的洗牌與蝶變，還是一場全面危機的先兆？一時間，人們莫衷一是。繼續前行的紹興紡織業，面臨政府角色、產業鏈利益調整與品牌經營的三重考驗。
吃“激素”長大的企業
紹興是魯迅的故鄉。如今，這里已經是亞洲最大的紡織中心，國產布料紹興三分天下而有其一。這個紡織基地基本上分布在紹興市轄下的紹興縣，這里西臨杭州，30分鐘即到蕭山機場，東接服裝大市寧波。紹興縣70%的GDP來自紡織業，正是紡織業讓紹興縣成為中國百強縣第八名。
上述兩家停產企業都是紹興縣的企業，11月7日，在獲得浙江遠東化纖集團在紹興縣濱海工業區開發有限公司注資9億元和6億元后，華聯三鑫被重新扶起復產，告別破產危機。江龍控股則因為22.17億元龐大負債，至今重組未果。
相繼停產的還有金雄輕紡集團和五環氨綸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兩家私營企業。紹興縣政府第一時間做出了“保”4家大企業的決定，縣里領導與各家銀行積極走訪周邊省市兩級各家銀行，為企業尋求應急資金。10月13日，縣委縣政府更召開銀行行長會議，做出“三不”請求——不隨意撤貸、不附加擔保抵押條件、不增加企業貸款負擔。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當地政府還幫江龍支付職工工資。采訪期間，記者聽到不少企業主對這一做法的質疑。
問題爆發前，兩家企業都是當地政界和金融界的寵兒，它們都在短短幾年內迅速擴張規模，轉眼間就做成當地乃至全國之最。一位紹興企業主風趣地對記者說：“它們是吃激素長大的。”在“做大做強”的指導思想下，政府通過土地、稅收、金融等政策傾斜，為包括這兩家企業在內的一些大型民企“打激素”，恨不得一夜之間將它們打造成“航母級”企業。
這一做法，帶來兩個惡劣后果。其一，一些企業管理團隊智力和承載能力本不允許，但在政府和銀行的支持下，迅速膨脹。結果，在本輪全球金融海嘯的波及下，因為擴張過度、經營不善而陷入流動性危機的大型民營企業接連告急。其二，由于政府的財政補貼偏心大企業、外資，中小企業得不到支持，致使產業調整與提升緩慢，到頭來被沖擊得手忙腳亂。
在紹興縣永盛工貿有限公司董事長傅國慶看來，這些企業都是竹子中空，外形很大，但里面經不起考驗，只要遇上資金鏈斷掉或國內國際風云變幻，出問題是遲早的，“如果美國次貸危機不發生，其他什么一股風也會把這兩家企業吹倒”。“企業不是‘做大做強’，而是做精，慢慢就可以做大了，然后再做強。”這是傅國慶的經營之道。
當地企業家周永利也秉持同樣的理念，他執掌著一家年銷售上百億、橫跨紡織、房地產、金融等領域的集團公司，起步于1986年，是紹興縣紡織業界的一名元老級“不倒翁”。10年前，周永利和一起榮獲當地勞動模范稱號的紡織業私營企業主們合影，如今，合影中的其他人都被淘汰了。
究其原因，周永利強調說：“我做得早，但是很慢，我做什么東西都很慢的。我不像人家那么快，但是我做得穩當，要做成大企業也做不大，但是要倒也倒不掉，大風大浪來了，沒有關系。企業應該衡量自己，根據自己的方式來做，應變而變，不具備變的時候，千萬不能變。”周永利告訴記者，利潤最大化不是他辦企業的目標，他追求的是將企業永遠辦下去，因而他選擇了保守。“我的企業每年增長15%左右，很好。”周永利露出一副知足常樂的樣子。
郎咸平考察過香港的企業家“四大天王”——李嘉誠、李兆基、郭炳湘、鄭裕彤，發現他們一生成功的原因和信念是保守！他們的平均負債率20%左右，保持占總資產5%~15%的現金流，時時提防經濟危機的發生。與他們相比，中國這一代企業家未經暴風驟雨敲打，他們并沒有在全國一片低迷的情形下做好抗風險的準備。在紹興，資產負債率在75%以上的企業遍地都是，因為大家都相信“明天會更好”。
重組工商利益格局
“中國輕紡城”是第一個冠加“中國”前綴的國內專業市場，創建于1988年，打的是前店后廠的概念，如今已經成長為亞洲最大的布料集散市場。目前，中國輕紡城注冊的經營戶已達1.3萬多家，2007年銷售額為575億元。毫不夸張地說，輕紡城的市場波動就是紹興紡織業的晴雨表。據悉，今年1~9月份輕紡城成交額373億，增長2.5%。不難看出，增速大為放緩。
金元，輕紡城里一名擁有11年戰斗經歷的“老兵”，見到記者劈頭就說：“今年是最困難的，以前我們總是說狼來了狼來了，那個時候不是狼來了而是狼在叫，這次狼真的來了。”金元的創想有限公司是一家做間接出口的外貿公司，他說，往年市場有高潮低潮，今年一直在低谷徘徊，不僅量下去了，而且只有5%的利潤，以前毛利20%以上多的是。
“大批量出口年代一去不復返，薄利多銷這個做法要改了，以后錯位發展，走‘小批量，高利潤’的道路。”金元說，最瘋狂的年代“只要是布就有人要”，“印花機就是印鈔機”，訂單像鵝毛飛雪一樣紛紛飄來。不過，那時檔期也長，一個檔期一般至少要等一個月。現在，工廠第二天就能給他出貨，生產者的境遇可見一斑。金元的哥哥經營實體，3年來織布都在虧本，因為只要有個廠房加幾臺機器就能織布，門檻低，價格競爭激烈，互相廝殺。紡紗還能賺錢，因為紡紗是大設備大成本，小企業沒能力上。
金元說，在這種糟糕年景里，經營戶日子比工廠好過，但也好不到哪里，他判斷輕紡城今年可能有70%的經營戶負增長，自己則可能與去年持平。過去他對電子商務根本不屑一顧，對客戶的網上咨詢都懶得理會。今年，他幾乎天天掛在網上。
在紹興，像金元這種輕紡城里的經營戶被稱為“布商”，大部分是個體戶，少數人已注冊公司，少則一年賺幾萬元，多則一年盈利百萬千萬。這是一批典型的生意人，不乏創業精神，但多數文化水平不高，視野狹窄，發家致富的觀念占據主導思想。他們基本上都不經營實體，但紡織工廠的訂單基本上被他們控制。說白了，這是一群批發商，他們甚至原料都幫工廠買好了，然后將成品全數收購并支付加工費。
紹興紡織業的超速發展離不開這個新興階層的開拓進取，但是近年來隨著產能的飽和和市場競爭的激烈，批發商們對生產者的利益榨取越來越明顯，這個曾經為生產者提供各種有益服務的商人階層正在阻礙生產者的升級之路。
胡克勤，浙江省現代紡織工業研究院院長。他說，布商給工廠算利潤算得很精確，精確到只給生產者微利，不斷壓縮出廠價，90年代中期同等質量一米布價格5.6元現在被壓到1元，而這些年原材料價格、勞動力成本等不知翻了多少倍，就是市場最好的時候最賺錢的是布商而不是生產者。
“長此以往，工廠沒有流動資金，失去了自我更新換代的能力。”胡克勤無奈地告訴記者，紹興縣的工廠里大多沒有技術科，有些設立技術中心，卻是騙取政府20萬獎勵的伎倆，并未發揮實際作用。究其原因，布商在計算成本時，往往只算看得見的原料、織造、染整等環節的成本，卻沒將技術創新成本算進去，而事實上這應該是很大的一筆支出。在他看來，要拯救紹興紡織業，與其重組瀕臨破產的企業，不如重組工商利益格局。
即使強如永利集團，旗下有5家紡織工廠，每家都有自己的營銷團隊，基本不受布商控制，但周永利的管理層依然提出這樣一個命題：以后是大企業吞并小企業，還是小企業聯合成立行業協會，然后通過協會拿訂單，日子才會好過一點？記者轉問胡克勤，他答：寄希望于行業協會的建設。
胡克勤本人便是浙江省印染行業協會會長，但他坦誠行業協會目前力量太小，服務行業的能力太弱，雖然意識到緊迫感，但重組工商利益格局任重道遠。
如何升級？
永盛工貿有限公司董事長傅國慶向記者講了這樣一種生意，他有一個香港客戶，布料從紹興工廠出來，必須先坐飛機到香港，然后再轉運到東莞的服裝廠。多支出運費不說，為了保證及時運到東莞，傅國慶這邊每次都要經歷一番緊張的忙碌。本來他可以直接運貨至東莞，但客戶為了拿出口退稅不答應。
這個事實透露的是，盡管已經做到年銷售額億元之上，在紹興縣屬于第一集團軍，但傅國慶依然受制于香港貿易商，依然處于工商鏈的低端，還做不到直接將布料賣給真正的購買者。也即是說，紹興的布商一方面榨取生產者的利潤，一方面又被擁有研發能力和終端客戶的外商榨取。
統計資料表明，在紡織產業鏈的前端，即研發、創新和設計中心，大致要獲取全部利潤的40%；產業鏈后端，即銷售網絡、售后服務、客戶關系管理等獲取全部利潤的50%。換言之，在國際產業鏈治理的利益格局中，加工中心投入大量原材料、資源和勞動力只能獲取全部產出的10%的利潤，卻支撐了整個產業鏈高端90%的利潤布局。
10月8日，郎咸平在杭州對工商界演講時提到，現在不是產品和產品、公司和公司、產業和產業競爭的時代，而是工商產業鏈戰爭的時代。90%的價值創造屬于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和終端零售六個環節，所謂中國制造的產業升級，就是加速加工制造與六大環節的整合。
但一個驚人的事實是，整個紹興無一家設計公司。
危機時刻，紹興布商階層的有識之士開始將自己事業的重心轉向研發、創新、設計、決策和品牌運作。幾年之前，傅國慶就將銷售收入的3%~5%投入研發，專門成立一個10人研發團隊，完成了由來樣訂做到自主設計的轉型升級，“拿出自己的設計產品讓客戶挑，這可是有實力的企業才能做的事，而兩者的價格相差不止幾倍。”此外，5個銷售分公司已經完成全國布局。
傅國慶笑言，自己企業受金融風暴的影響較小，今年銷售額還能保持20%的增長。去年當中國股市一路飄紅，很多紹興布商拿錢去炒股炒期貨的時候，傅國慶不為所動，而是投資1.2億元興建一個占地90多畝的都市型工業園，未來，公司的研發、包裝和成品倉儲將集中在一起，同時他將引進一批加工型中小企業進行合作，實現研發與配套加工的互動。
現在，傅國慶已經做到國際最新面料第一時間使用，開發出新產品，由此占據價格優勢，每款布料毛利都在20%之上。這是一個非常高的利潤水平，輕紡城一般布商毛利基本上在15%以下。盡管傅國慶所做的還是非常淺層次的創新，基本上都是將國際潮流進行“中國化”改進，利用接近市場的優勢設計出符合中國人體型和審美習慣的布料，但僅此一點，他的日子就已經過得比別人滋潤。
與門店林立、手推車繁忙裝卸布料的萬商路不一樣，紹興縣金柯橋大道已經樹起一棟棟智能化寫字樓、五星級商務樓、會展中心和精品公寓，輕紡城國際貿易區雛形漸現，未來寫字樓要蓋到100棟。紹興縣的夢想是打造以網上交易和跨洋交易為主的全球紡織貿易大平臺，全力以赴參與整合工商產業鏈。
金柯橋大道上的屹男中心是一棟鋼構玻璃寫字樓，這里是浙江莎鯊家紡有限公司總部所在地，總經理王建成的辦公室極其豪華。王建成是記者在紹興采訪到的唯一一位職業經理人，在家族管理盛行的紹興，王建成屬于“珍稀動物”。他浸淫紡織業10年有余，莎鯊家紡的母公司鳳儀紡織印染有限公司的老板田建華花了兩年時間在上海找到他，高薪聘請到紹興當CEO。
鳳儀紡織印染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紡織、印染、貿易于一體的企業，田建華已經做大到不被紹興布商階層控制，但有感于紹興紡織業處于國際產業鏈低端，“利潤多數給國際品牌商拿走了”，5年前決定向終端消費品進軍，為紡織和印染工廠謀長遠。當時擺在田建華面前的是兩個選擇，一是做服裝，二是做家紡，最終他選擇了家紡這個朝陽行業，并決意進軍高端市場。
然而紹興紡織品“大路貨”的市場印象阻礙了田建華走自創品牌的道路，何況品牌建設需要很長的積累過程，田建華于是引進國際成熟家紡品牌進行合作，出資1億元和香港莎鯊國際集團共同組建浙江莎鯊家紡有限公司，共同開拓中國內地市場。
除了在省會城市高端百貨開設專柜外，他還推行特許加盟連鎖專賣店，半年時間大江南北就出現100多家專賣店，并將所有專賣店負責人請至紹興培訓，為此花費5000萬元。這些手段在營銷領域并不新鮮，但當今年4月它們一齊在全國開業時，引起了國內整個家紡行業的震動。“氣勢如虹”，王建成自信滿滿地對記者說：“重新改寫了一流家紡品牌的競爭格局。”
蕭條漸至的2008歲末，當別的工廠在減產、停產，甚至倒閉的時候，田建華的三個印染廠逆勢上揚，擴建規模，絲毫不受影響。王建成說，紡織加工業上了規模只能依賴別人而活，幸運的是他的老板不僅看到了危機，而且在危機到來之前就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延伸產業鏈，而且快速崛起，為工廠謀得出路。
記者向王建成詢問其家紡產品的價位，他說從1000元到4萬元不等。對比紹興一米布不過幾元，最高端的亦不過一米幾百元，不難發現品牌終端消費品的利潤頗豐，奧秘在于擁有定價權。大家都知道這個事實，為什么多數人止步于行動？
“品牌經營是極其痛苦的一件事，一要勇氣，二要智慧，而且貴在堅持。要變市場跟隨行為為市場引導行為，不是光有決心就行的，要有資金實力、理念高度、執行能力以及大團隊的集體智慧，而整合集體智慧不是光靠錢能買到的。”王建成說，他帶領的是一支百余人的白領團隊，首先考驗他的是整合智慧的能力，品牌的競爭其實是智慧的競爭。
王建成認為，領頭羊的示范作用一定會引發企業主們的集體反省，“再向虎山行”，推動紹興紡織業實現產業升級。
從年初到現在，東莞始終處在公眾密切關注的中心。人們最關注的問題可能是，到目前為止東莞到底倒閉了多少企業？東莞的經濟是不是整體受到重創？
日前，東莞市市長李毓全公開表示，東莞并不存在企業倒閉潮。今年1至10月，東莞累計有7149家企業關停或外遷，絕大多數都是合同資金百萬美元以下的企業。其中，關停的企業是689家(80多家因租約到期而關停)，都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
邁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李中延認為：“綜合考慮統計口徑等各種因素，倒閉的企業我們可以估算為1500多家，平均到各個鎮，每個鎮有50多家已經不得了了。大朗鎮大約共有1700家企業，整體受到的影響不大，我估計大約也就一二十家。如果東莞真的像外界風傳的那樣倒閉了6000多家，那是什么概念？每個鎮倒閉了200多家。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盡管統計數字撲朔迷離，但東莞的經濟出了問題，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一樣的倒閉，不同的病因
“就制鞋業而言，東莞確實受到較大影響。我們估計，2007年7月到2010年6月，整個行業的情況是，30%左右的企業會倒閉，50%的企業在盈虧之間搖擺，10%~15%的企業日子比之前更好過。”亞洲鞋業協會秘書長、《亞洲鞋業》雜志主編李鵬對記者表示。李鵬1995年就在東莞涉足鞋業，見證了東莞鞋業的興起、鼎盛和下行。
李中延認為，東莞的底子比較厚，民營企業比較低調，凈資產比較優良，東莞的某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可能受影響較大，但東莞企業整體不會受到重創。有分析人士也認為，目前的企業倒閉潮不至于撼動東莞的產業基礎，因為在東莞經濟中舉足輕重的電子產業集群仍然穩定。
在倒閉的企業里面，李中延認為情況比較復雜，需要進一步分析：“這里有幾類。一部分可能并不是虧在主業上，而是虧在其他方面，比如房地產或者有色金屬期貨，而這兩個行業在過去的一兩年內波動很大，所以他們的經營容易出現問題，甚至破產。
“還有一部分是港臺企業。東莞開放比較早，1985年前后港臺企業家來到大陸，大約40歲左右。現在20多年過去了，他們快70歲了，企業也不大也不小，往往有1000~2000人。人老了，不愿再干下去。平時大都在港臺生活，一個月或者兩個月過來一次；他們的第二代現在30多歲了，大都在國外生活和工作，他們都不愿意來大陸繼承打理這些產業。這樣一來，開工廠不賺錢，遇到金融風暴關閉就算了唄，反正對老板也無所謂，他們在早幾年已經賺了很多錢。這樣的企業在倒閉的企業里面大約占30%以上。”
在諸多倒閉的企業里面，不容忽視的是民營企業。這類企業大多以初級的代工為主，自身抵抗風險能力比較弱，在遇到經濟環境動蕩時容易遭遇危機。“每個企業面臨的情況都不一樣，遭遇不一樣，有的企業本來只是有些小病，還可以克服升級，而有些企業早就患了‘癌癥’，在金融危機這個冬天來臨時，被凍死了。不少企業虧就虧在自身的管理上，管理能力好的企業，其抵抗力要強一些。”東莞二發毛絨有限公司董事長、香港太平紳士陳熹說，“因此，企業無論在哪個層次上，無論是代工、貼牌還是自主研發，都要在管理上下功夫。這樣轉型或升級才會變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康達機電工程有限公司總裁顏曉英對未來也比較樂觀，她的企業是東莞市政府扶持的56家后備上市公司之一：“我們公司是1998年成立的，近兩三年進行了轉型升級，從傳統的機電產品加工貿易已經轉型為新能源高科技企業，在產業鏈中擁有一定的自主知識產權和龐大的客戶群體，使企業增強了抗擊風險的能力。”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林江教授建議說：“面對全球金融海嘯，企業首先要保持冷靜，首先要弄清楚企業出現困難是源于什么，是金融海嘯還是企業本身的治理結構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轉型畢竟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而應該是經過慎重思考之后得出的結論。”
在無法控制外部環境的時候，只有重視和苦練管理內功，才能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和適應能力。換句話說，這次危機對東莞經濟來說，未必全是壞事。
盡管危機可能會變成東莞經濟升級的契機，但政府在這個時刻應該保持清晰的思路，雖不必過于樂觀，但也不至于過于悲觀。林江教授認為，目前各級政府出臺了密集的政策，可能有些慌亂，“政府在目前的關鍵時候應該慎重從事，在病因不明的情況下，如果在同一個時間出臺太多的政策，一是企業的‘身體機能’可能承受不了，二是不同的藥可能會相互抵消其影響，效果事倍功半。”
繞不過去的體制矛盾
企業的倒閉原因多樣，對于是什么造成了東莞目前的經濟困難，人們也眾說紛紜。但在這些背后，關于東莞行政體制方面的深層次矛盾卻鮮有人提及，而正是東莞獨特的行政區劃結構蘊含的內在沖突，使東莞的產業結構出現了“小、散、亂”的格局，轉型困難。
作為地級市的東莞就直轄4個街道和28個鎮，中間未設區。這種行政區劃在全國僅有東莞、中山、三亞這三座城市采用。這種體制的好處，在東莞得風氣之先、港臺商人紛至沓來后被發揮到了極致，市、鎮、村和組四輪馬車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開足馬力，從而出現了“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局面，如今東莞的32個鎮街都步入了“全國綜合實力千強鎮排行榜”。
通常，人們把這種體制下形成的經濟模式稱之為“諸侯經濟”。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林江教授將其特點概括為行政體制集權、經濟體制分權，其原因是東莞的鎮街政府要為其轄區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務，包括教育、醫療、社會治安等，而相關的費用支出主要來自于鎮街財政而不是市級財政。因此，鎮街的政府對于其轄區內的經濟事務有很大的自主權和發言權。
這種行政區劃體制在東莞的早期發展中功莫大焉，但也蘊含著很多弊端，各個鎮、村和組各自為政，缺少必要的統籌和規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格局混亂和重復建設的現象。尤其到了今天，在東莞面臨建設用地短缺和環境污染壓力重大的情況下，這種行政區劃的缺陷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早在2006年下半年，東莞市就成立了專題調研小組，加強對行政區劃的研究。但兩年多過去了，官方并未采取任何有實質性的舉措。
林江教授認為，這是東莞轉型繞不過去的一個關鍵步驟：“東莞的鎮街經濟在經濟景氣程度較高，加工制造業還是處于全盛時期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甚至還有體制上的優勢，但是這種諸侯割據式的村鎮管理體制的弱點也是很明顯的，那就是沒有產業的集中顯示度，尤其是當我們強調發展現代服務業和現代產業的時候，需要一個相對集中的鎮街來體現產業服務業對于制造業升級轉型的支持，但是現有的鎮街管理體制卻不利于打造這樣有現代產業集中度的鎮街。”
“削藩”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在現有的32個鎮街之間進行重組，減少行政單位的數量，解決政令不暢通的問題，從而節約行政成本，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這是一種典型的“削藩”的思路，很多專家提出過類似的建議。
“這種思路最大的特點是通過行政強制的手段集權，加強市委市政府的權力，降低鎮政府的阻力，”東莞經濟與城市發展研究會秘書長、《東莞經濟》主編李智勇說，“假如把32個鎮街簡化為16個或者8個，那么究竟改變了什么呢？只是減少了鎮一級的行政單位，但并沒有創新資源集約利用的制度設計和運作方案。村組的數量和問題并沒有改變，現實的問題是土地被村組緊緊地握在手上，被固化了，市鎮村社之間沒有建立利益共享的分配機制，資源不能很好地流動起來，結果總是權力大的想強壓權力小的做事，權力小的則想方設法消極抵抗。”
“削藩”之后，市和鎮之間利益博弈的對象是減少了，吃飯的班子數量壓縮了，但現有沖突的根源并沒有真正解決。人們需要探索的是：在不改變現實行政區劃格局的情況下，有沒有一種模式可以把市、鎮、村和組之間的利益協商統一起來，通過創新制度設計的思路，從短期效應、中期效應、長期效應三個角度提高資源利用的綜合水平？
對此，李智勇建議，通過鎮、村和組之間的充分協商，形成一種新的合作機制，對現有這些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收益權進行合理評估，相對確定不同區位、不同用途土地收益權的流通方式，然后對土地上的房子進行成片改造，以科學規劃、相對集中、合資建設、統一管理、按股分利的方式，把分布于同一個鎮內部不同村組之間同一行業的工廠集中起來，在某一個相對優勢較為明顯的村搞主題工業園區或生活園區，這樣，提高了單位土地面積的投資強度，進而提高了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再進一步推進優勢產業的集群優勢與產業鏈的完整性，把單一企業需要支付的邊際成本變為同類企業的邊際成本。
如從治理污染的角度來看，就會把原來不同企業不同源的污染變成了同類企業的同源污染，把原來不同企業自行解決的治污問題變成了一個主題工業園區的公共治污問題，大大降低了大批同類企業的治污成本，提高了污染治理和再生利用的水平，收到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效益。
“這樣一來，資源利用的機制得以創新，效率大幅提高，制約東莞經濟社會發展的利益沖突就會迎刃而解，整個東莞的資源配置就會更加優化，這不就自然而然轉型了嗎？”
11月20日，廣州火車站廣場熙熙攘攘，32歲的劉建昌和幾個老鄉圍坐在幾張報紙上，等著坐幾個小時后開往武漢的火車，周圍放滿了大包小包的行李。
劉來自湖北仙桃，過去的3年多一直在廣東中山的鞋廠打工，往年年底，都是一年最忙的時候，加班加點活都做不完，但今年，不到9月廠子就沒什么活干了，半個月前，香港老板決定關廠。由于離過年只有兩個月，在結清了工資之后，劉決定先回家，年后看情形再決定要不要出來。而他的兩個同鄉則是因為廠里“活越來越少，工資越來越低，再干下去沒什么意思”，也決定辭職回家。
在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看來，劉建昌們做的是一個理性的決定，“一般企業都是下個月底發這個月的工資，因此現在即使找到工作，到年前也可能拿不到錢，況且到時候火車票很緊張，不如現在就回去。”
近幾個月，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和劉建昌一樣提前踏上回家路途的農民工不在少數。據湖北省總工會最新公布的數字，湖北省提前返鄉農民工增至70萬，占外出務工人員總數的6.8%。在近期回流人員中，因企業關閉、停工、歇業回流的達33萬余人，占47%；因企業降薪回流的達9萬余人，占13%；因土地轉流和其他原因回流的約11萬人，占15%。
與民工返鄉潮相輔相成的，是企業的倒閉潮。國家發改委此前才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國共有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東莞市玩具協會副會長王志光認為，現在仍有3800多家玩具企業經營，不過再過兩年，能活下來的最多只有2000家，另外的1800多家玩具企業會倒閉。一時間人心惶惶。盡管不斷有各級官員出面辟謠，呼吁人們增強信心，但不時傳出的大型企業倒閉新聞、下降的GDP增速和國家出臺的刺激經濟方案，都讓人對中國經濟特別是制造業有一絲“大事不妙”的擔心。
在經歷了近30年順風順水的大發展后，中國制造業如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局面。如何走出困境，實現突圍，是一個關乎整體經濟前景和未來發展模式的大問題。
都是金融危機的錯？
很多人認為是美國的金融危機造成了中國企業的倒閉。事實上，中國制造業的危機早在2004年左右就初露端倪。
當時，中國這個人口大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民工荒”，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很多企業招不到足夠人手，這顯然是對中國制造的一記警鐘。在經歷了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大部分企業被迫提高工資以增強吸引力，法定最低工資的提高，也使企業的用工成本上升。
近幾年，關于產業轉型的呼吁不絕于耳，國家層面也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在環保、能源、土地等方面對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出口加工企業進行限制。
在2007年7月1日，取消了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同時降低了2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稅率。7月23日，商務部、海關總署公布了新一批加工貿易限制類目錄，占全部海關商品編碼的15%。目錄規定，自2007年8月23日起，對列入限制類的商品將實行銀行保證金臺賬“實轉”管理。這直接引發港資企業的強烈反彈，他們在香港工業總會的牽頭下派代表進京聯合申請暫緩執行。彼時，就不斷有企業倒閉的消息傳來。
而對出口加工型企業影響最大的是人民幣的升值。在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經累計升值20%左右。這使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價格提高，而用美元支付的加工費降低，這使很多企業由原來的盈利大戶到微利，甚至虧損、倒閉。
由上可見，因為成本的不斷上升，中國出口加工企業的困境早已出現，并在一系列內外因素的作用下呈日益惡化的趨勢。但是，成本上升并不一定就導致工廠倒閉。耐克鞋的成本也在上升，為什么沒有倒閉？
核心的問題在于，中國的出口加工企業處于產業鏈的最低端，沒有定價權。中國制造的只是普通的鞋，或只是為耐克等名牌代工，在這個領域，中國面臨許多國家的競爭，價格自然上不去。利潤低，抗風險能力自然差，外部環境一有風吹草動就會被波及。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對一款蘋果iPod產品的成本分析顯示，其299美元的零售價當中，中國工人的貢獻不到3美元，創造其真正價值的是概念和設計。
“中國是世界工廠”，“外國人用的都是中國產品”，這些話時常掛在很多人嘴邊。但是外國人使用的中國產品，多是鞋子、衣服這類缺乏技術含量的東西。到目前為止，中國設備投資的2/3還依賴進口，其中光纖制造設備的100%，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設備的85%，石油化工設備的80%，轎車工業設備、數控機床、紡織機械、膠印設備的70%依賴進口。
這樣一種制造業格局，使得很多行業的進入門檻很低。最直接的后果是盲目擴張，產能過剩。據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顯示，全國主要工業品有80%以上生產能力過剩或者嚴重過剩。目前我國產能占GDP的70%，消費僅占GDP的35%，剩下的一半則是“出口創匯”，要靠別人買你的產品才可以把它消化掉，而美國消化了其中的70%。如果美國人改變非量入為出的消費觀念，我國的經濟將立刻受到重大沖擊。
近期的美國金融危機，確實使美國人的消費需求減少，訂單因此縮水，很多企業開工不足，因此，金融危機現在成了很多公司亂投資、盲目擴張的替罪羊。但充其量，這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制造業企業被淘汰是遲早的事，金融危機只是加速了這個進程而已。
在危機中轉型
金融危機為中國制造轉型創造了良機。在經濟景氣之際，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多半會淪為徒勞的口號，只有在外部危機的壓力下，不轉型不能生存時，轉型才可能實現。
但這也可能只是一種一廂情愿，誰都知道更新換代不可能一蹴而就，所謂的“騰籠換鳥”、“雙轉移”只是一種美好愿景，本就缺乏實質性內容，但現在倒閉潮一浪接著一浪，如何在極短的時間內穩住這些企業，是中國現在面對的一個天大難題。畢竟在中國當下，經濟增長承載了太多本不該承載的政治和文化內容。
而且，過去的30年，我們的體制和各級官員學會了如何招商引資，習慣了舊有模式帶來的立竿見影的經濟增長，對如何轉型、轉到哪里去、轉型成功的標志是什么，并沒有多少討論和共識。因此，危機的到來使大家毫無準備，措手不及，企業沒有準備好過冬的棉衣，政府也一樣茫然，本能地希望有人能指點迷津，一夜之間回復昔日的輝煌。
在此情勢下，過去幾年被反復提及的產業轉型基本銷聲匿跡，各級政府反復強調的是中小企業對經濟的貢獻和如何挽救瀕臨倒閉的企業，如何“保增長”。日前，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出通知，將從2008年11月1日起上調3486項商品的出口退稅率，約占中國海關稅則中全部商品總數的25.8%。繼今年8月1日起中國將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由11%提高到13%，此次調整將再次提高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至14%，部分玩具商品的出口退稅率也將提高到14%。
11月21日，商務部與海關總署又發出通知，暫停加工貿易限制類保證金臺賬“實轉”政策，以緩解加工貿易企業資金壓力,保持外貿穩定增長。
于是，過去幾年以推動產業轉型為目的的政策基本被叫停。在全球經濟下滑累及中國出口之際，通過政策回調保出口適度增長有其必要，但必須明確的是，中國制造的根本出路在轉型。正如溫家寶總理在東莞調研時強調的：要把中小企業當前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與中國經濟中長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結合起來，否則，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僅僅靠財政支出的幫助，即使熬過了眼前的冬天，但是，未來一旦再遇到外部沖擊的時候，我們的經濟還是會因為缺乏核心的競爭力和調整不到位的經濟結構而再次出現更為嚴峻的經濟滑坡問題。
應該承認，盡管目前有大量的制造業企業倒閉，但相信中國“世界工廠”地位將長期保持。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形成了相應的產業鏈，勞動力的素質高，基礎設施等配套體系完善，轉移到僅僅是人力成本更低的國家或地區，對企業來說未必劃算；另一個現實原因是，中國的勞動力數量非常龐大，而目前被認為是承接中國產業轉移的熱門地區，如越南、柬埔寨、東歐等地，國土狹小，勞動力數量非常有限，可承接的轉移工廠也很有限，這注定了有大量工廠要留在中國。唯一在勞動者數量上和中國不分上下的是印度，但印度在勞工權益、土地、環保等方面的規定非常嚴格，而在這些方面，中國的靈活性明顯。
這就說明，中國從廉價勞動密集型經濟結構轉型到高端產業結構的機會并不差。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潮席卷了世界各地的加工業，中國旋風過后在世界各地留下的廢墟并非指日可建，因此中國與西方工業國家談判的籌碼非常有分量。另一方面，中國在一些工業領域已經取得一定的技術進步。1985年，中國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占一半以上，其中石油占1/4，主要是出口資源，幾乎沒有工業品可供出口。20年后的今天，出口產品中90%以上是制成品，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所以，在當下推動企業的發展和轉型，是完全可行的。當然，無論如何，轉型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但是，有些痛苦是注定要承受的。從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轉型經驗上看，它們無不在轉型之初經歷過經濟下滑、競爭力下降的艱難歲月。如果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沒有果斷地進入重化工業發展階段，而是如我國一些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它不應該過早地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戰略，那么，韓國哪里還有機會抓住電子工業所提供的機會?如果芬蘭不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明確放棄了依靠資源經濟的發展道路并加大研發投資的力度，哪能在90年代抓住信息和通訊技術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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