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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工業化：從“一汽”到寶鋼
　　新中國誕生之初的1949年，工業凈產值僅為45億元，所占比重僅為12.6%。在上述的一組對比數據背后，隱含著一個建立在農業國家基礎上、擁有13億人口同時進入工業化進程創造奇跡的命題。
　　擺在開國元勛們面前的處境是，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是一個新的政權能否生存下來的核心問題。
　　當“一五”計劃完成時，中國的工業體系已經初步建立。5年里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28.6%，平均年增長19.2%，其中生產資料類(主要是重工業)生產比1952年增長2.2倍，輕工業增長83%。
　　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是這段革命時期的重要成果。
　　1952年7月，國家汽車工業籌備組在長春成立，一汽被列為國家“一五”期間規劃的156個重點項目之一。1953年7月15日，萬名建設者匯聚在長春西南郊，在侵華日軍留下的細菌工廠的廢墟上，開始向工業化進軍。1956年7月13日，第一輛國產解放牌汽車開下總裝配線。1958年5月12日試制成功東風轎車，8月1日，手工打造的紅旗車問世。在現代制造業的發展鏈條上，汽車工業處于頂端，體現一國技術水平與生產能力的高下。以舉國之力建設的一汽就承擔了為中國新工業體系打先鋒的重任。
　　中國工業先驅們，用“大躍進”的方式推進著中國的早期工業化。“紅旗”的誕生只用了1個月零3天，他們將當時僅有的一輛1955年美國克萊斯勒生產的“帝國”牌高級轎車的零件拆散，放在車間長臺上標明各項試制任務要求，靠這種最原始的做法，裝出了中國第一輛高級轎車。
　　時隔20年，改革開放尋找的突破口還是汽車。1978年5月，當時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未召開，一汽就派出了包括領導班子全體成員在內共20人的實習團，前往日本4大汽車公司考察、學習了半年。而1978年德國大眾汽車公司以最快的速度進入了上海，當時，一位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在考察了手工作坊般落后的廠房后，曾略帶嘲諷地寫道：“大眾汽車將在一個孤島上生產，并且這里幾乎沒有任何配件商。中國車間里的葫蘆吊、長板凳、橡皮榔頭，都是爺爺輩的生產方式。” 
　　當時不僅重工業長期停滯不前，輕工業發展也嚴重滯后。1953～1979年，重工業增長相比較輕工業增長的領先系數達1.47，甚至在一段時間內竟高達6.0。出于政治目標和國家生存戰略的需要，軍工產業被放在最首要的地位，鋼鐵、石油等重工業與之配套。這直接造成了輕工業和國民生活必需品的嚴重短缺。
　　這時，帶動中國工業的龍頭從長春轉移到了上海。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后的第二天，即1978年12月24日，日后成為中國鋼鐵業支柱的寶鋼公司在上海北郊一片海灘上打下了第一塊基石。國務院批準國家計委、建委等部門的報告，決定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寶山新建一個年產650萬噸生鐵、670噸鋼的大型鋼鐵廠。媒體對寶鋼的定位是“我國第一個新型的、現代化的鋼鐵基地”，它代表了當年度中國政府經濟發展和引進外資的最大舉措。
　　開工不久，寶鋼就陷入到一系列問題的爭論中，包括工程究竟要花多少投資，工廠建成后能出多少產品，建設這么一個廠在經濟上是否合算，工廠的選址是否恰當，工程質量又如何等。
　　1980年，全國銀行個人儲蓄共180億元，其中8億農民存款30億元，2億城市居民存款150億元。上海市當時總共的固定資產只有400億元，而國家建寶鋼要用300億元，而且大部分要用外匯。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寶鋼的建設終于沒有“喊停”，到1982年8月，第一批兩座巨型熔爐正式宣告投產，這個時間比原定計劃延遲了大約10個月，年產鋼鐵300萬噸，占當時全國鋼鐵產能的1/10。這是一個極具戰略眼光的布局——2000年，三期工程完成后，寶鋼已經實實在在地成為一座現代化鋼鐵基地，解決了很多“中國制造”面臨的“簡單的難題”。它造出了電冰箱的側板與正板，造出了汽車鋼板，造出了能打5000米深的石油鉆桿。在1998年還造出了鍍錫板（俗稱“馬口鐵”，也就是用來做罐頭和易拉罐的薄鋼板），使中國飲料企業終于不需要用進口的易拉罐了。
　　“制造”于是才可以一個國家的名義攻城略地。
　　分水嶺：二次重工業化
　　中國工業化脈沖式的發展，在2003年終于積累起一股強大的變革力量。
　　這一年多種資本，通過各種渠道開始流向鋼鐵、水泥、造船為代表的重化行業，很多在西方已經淡出視野的領域，中國資本卻開始了一場新的狂歡。這一年，以汽車為代表的內需市場實現了井噴，全國大中城市房價迅速上漲。中國鐵礦石進口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此后一年，寶鋼代表中國23家大型鋼廠坐到了價格談判桌前。
　　2002年GDP增速達到了8%，這是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好成績。而2003年春天盡管發生了“非典”，經濟增長竟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到年底，國內生產總值增幅達到9.1%，這一年GDP邁上了11萬億元的臺階，人均生產總值超過1000美元，財政收入超過2萬億元。
　　對GDP最大的貢獻就來自重化工業的強勁發展。2003年，工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4%，對高速增長作用最大的6個行業分別是電子、冶金、交通運輸、設備制造、電力、化工和電氣、機械行業，重工業增長18.6%，超過了輕工業14.6%的增長速度。
　　重化工業的投資熱潮來勢洶洶。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為710億元，比上年增加45.9%，2003年投資增幅高達96%。與鋼鐵行業類似，電解鋁的投資增長了92.9%，水泥投資增長了121.9%，汽車投資增幅也超過了70%。2004年，只有兩家鋼鐵企業的鋼材產量超過1000萬噸，而到2005年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長江三角洲一帶甚至流傳著一種 “新五個一”的說法：“生產一噸鋼只需投資1000萬元，100萬噸的產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就可收回投資。”這種瘋狂的投入產出效率，聽起來近乎傳奇。
　　中國制造于是開始真正傲視全球。科爾尼數據顯示，“中國制造”在集裝箱、家電、電子玩具等領域以“第一”的份額傲視全球，其中集裝箱為90%，DVD播放機為80%，玩具為75%，禮品為70%，體育用品為65%，自行車為60%。
　　根據“霍夫曼系數=消費品工業凈產值/資本品工業凈產值”公式，將工業化過程分為4個階段，其中第三階段即為工業化中期——重化工業階段。在此階段，兩種凈產值比率在0.5∶1～1.5∶1，消費品占33%～60%，而資本品占40%～60%。2000～2003年，中國的霍夫曼系數分別為0.66、0.65、0.64和0.55，說明我國已經進入重化工業階段。
　　但轟轟烈烈的重化工業運動隨即馬上遇到了能源瓶頸，電荒首先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堵墻。據國家電監會的數字，2003年全國電力需求增長14%，為25年來用電增幅最快的一年。鋼鐵、化肥、水泥等重點耗煤行業持續發展，致使煤炭消耗快速增長，帶動全國用電負荷和用電數量攀升。
　　能源就像第一塊倒下的多米諾骨牌，原本就已供應緊張的各種原材料更是趁勢上漲，水泥、鋼鐵價格到了“一月三價”的地步。隨后，以鐵礦石、有色金屬、原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進入漲價通道。以鐵礦石為例，2002年價格下調，2003年后一路上漲，到2008年增長了近3倍。
　　中國新一輪工業化的發展模式也引起了國內經濟學家的警惕，并且導致了針鋒相對的爭論。
　　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認為，重化工業的發展并不適合中國的比較優勢，重工業每投資1億元可創造5000個就業機會，輕工業同樣的投入卻能創造出3倍的就業崗位。重工業需要的是專業技術產業工人，無法吸納中國數以億計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村勞動力。中國的現實是勞動力便宜，資本昂貴，現階段大力發展沒有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果很可能是銀行壞賬的增加。
　　持類似看法的還有吳敬璉，他認為目前大量的投資都受到了地方政府為追求GDP的支持，中國可以繞過重化工業階段，以信息化帶動，進入高附加值的新型工業。
　　經濟學家趙曉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佐軍則認為，重化工業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階段，與美國、日本的工業化之路相比，中國才剛剛開始。2003年，美國制造業高達17111億美元，日本是9111億美元，德國是4430億美元，在沒有考慮購買力平價的情況下，中國只有區區3825億美元。按過去的追趕速度，中國要趕上美國和日本還有至少幾十年的長路要走。
　　重化工業的投資暴漲，引發了國家新一輪的宏觀調控，但各地的重化工業項目并沒有降溫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2004年全國第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仍然同比增長了43%，創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增長率，其中鋼鐵行業的投資幅度更是高達107%。
　　“中央軍”的戰斗力
　　在重化工業的帶動下，大型國有企業光芒萬丈。
　　2002年國有企業實現利潤3786億元，這在幾年前是一個不敢想的成績單，要知道，1998年時國企盈利僅為213億元，4年增長18倍，速度實在駭人。2003年，利潤數據進而沖到了4769億元。在之后的幾年里，國企利潤仍以超過30%的驚人速度遞增。有人曾做過一個統計，2003年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7家公司實現的利潤，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業的70%。
　　雄心勃勃的擴張計劃于是不斷提出。2004年，寶鋼宣布在2010年前斥資500億～600億元，將產量從2000萬噸擴大到3000萬噸，增加50%的產能。這一消息震驚了全球鋼鐵界。隨即，中國第四大鋼鐵企業武鋼集團表示，武鋼的幾個大項目已經通過國家發改委的批準，總投資超過200億元，其他幾個大型鋼鐵廠也紛紛啟動新項目。
　　2003年發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成立。它集合了原中央企業工委、財政部、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等部委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職能，接受管理總量17.84萬億元的國有資產、15.9萬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其中國資委直接管理中央直屬企業為196家，是為“中央軍”。國資委的任務包括：任命和撤銷或提名國有企業負責人，制定國有企業重組計劃，國有資產的分割、合并或撤銷，幫助國有企業發債融資，決定國有股權轉讓，負責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中國新一輪重工業化，為大型央企的擴張創造了難得的機會，一場國有企業的重組拉開大幕。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宣稱，國資委的目標是到2010年，將“中央軍”調整和重組到80～100家，其中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國資委希望這些企業成為攪動世界產業格局的“鯰魚”。
　　在國資委的支持下，大型國企集團開始收購國際資源型企業。今年7月11日，中國中鋼集團公司已經獲得了澳大利亞鐵礦石公司MidwestCorporationLtd 50.97%的股權，得到了公司的控股權，這是中國企業第一次成功的海外收購。寶鋼也在計劃收購澳大利亞第三大鐵礦公司FMG，而中國鋁業則在今年初收購了澳大利亞第二大礦產商力拓9%的股份，收購價為140.5億美元，此次交易規模開創了中國企業海外并購規模的新紀元。
　　國資委成立3年來，中央直屬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增長78.8%，年均遞增超過20%；利潤增長140%，年均遞增33.8%；上繳稅金增長96.5%，年均遞增25.2%。
　　全球化下的雙重壓力
　　然而中國這一輪的快速工業化給自己、也給世界出了一道難題。
　　因《世界是平的》而名聲遠播的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這些日子，美國、歐盟、日本和亞洲主要國家的領導人在睡前都要為中國經濟祈禱，世界逐漸被中國借助廉價的勞動力、原材料需求以及外資投資而確保的巨大資本力量套牢了，一旦中國泡沫破滅，世界上所有的泡沫就會一起破滅。” 
　　一方面是中國重化工業的高歌猛進，推動“中國制造”將全球競爭推向極致；另一方面，資源與環境的困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為世界性的危機，中國制造的代價越來越昂貴。
　　中國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的生產機會，并將它轉化為非凡的生產力——即使韓國傳統食品泡菜的生產基地也挪到了中國。2001年中國出口韓國泡菜393噸，2004年居然達到了7.26萬噸。
　　各國制造工業由此受到致命挑戰，貿易摩擦隨之而來。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是WTO成員國中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全球7件反傾銷和貿易救濟案中就有1件針對中國，中國每年因此而損失的貿易額達500億美元。
　　這種緊張的商業關系依舊在不斷加強，在2007年引發了“利達玩具事件”，導致超過2000萬件中國玩具被召回。盡管這一事件最終被證實為美方改變標準，經銷商轉嫁風險，而企業家利達玩具的總經理張樹鴻卻以自殺的方式抗議這種商業體系。
　　對中國商品謾罵或者侮辱性的指責似乎已經不需要理由，這是當今商業界最詭異的事件之一：誰也離不開“中國制造”，可是每個人都對它表達著不滿。《金融時報》駐北京記者雷蒙德·馬利德描述了西方世界這樣的矛盾心態：“一方面，西方消費者獲得了巨大的好處，另一方面，西方人大聲抱怨廉價的中國商品正在讓當地人失去工作，讓中國得到不容置疑的好處。” 
　　中國企業把國內極盡殘酷之能的價格戰推向了國際競爭，并且強迫跨國公司接受這一規則。跨國公司們雖然依舊保持著很多領域的技術領先，但是超額利潤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同時，中國崛起對于資源的索求和環境的壓力也引發了全球關注。美國在其工業化的過程中總共消耗了300多億噸石油和近50億噸鋼，日本則用了30多億噸石油和近11億噸鋼，英、美、日在其工業化期間，人均累計鋼消費量分別為22噸、20噸和17噸。而按中國目前的資源耗費，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5.5%，卻消耗了全球石油總消費量的8%、原煤的40%、粗鋼的32%、氧化鋁的25%、水泥的48%、玻璃的33%、化肥的30%、每年鐵礦石增量的95%。
　　與高需求并存的是資源利用率的低下：中國火電耗煤量千瓦/時為379克標準煤，比國際先進水平高67克；大中型企業噸鋼可比能耗為705千克標準煤，比國際先進水平高95千克；電解鋁交流電耗為每噸15080千瓦時，比國際先進水平高980千瓦時；單位建筑面積采暖能耗相當于氣候相近發達國家的2到3倍。
　　中國由此必須選擇低能耗發展的道路，這是中國給自己的發展制造的難題，我們由此需要選擇“新型工業”化的發展路徑。“我們可以走一條符合中國特色的制造業之路，這就是，既有國際上的高標準，又有中國的低成本、快速度，這3個方面我們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說，“所以，我們的民營企業一旦進入這樣的大型產業，我們會制定出世界競爭標準。”